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改造机构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在当时，许多地方把去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手段。

中文名

五七干校

成立时间

机构职能

劳动改造

现状

已消失

历史背景

五七干校毛章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

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321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65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五七指示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历史发展

建立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

扩张

之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3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3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3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建立五七干校。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统计，中共中央及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等18个省、区建立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安置了十万多名下放干部、三万家属和五千名知识青年(子女)。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学员多于十万人。

撤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内部生活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3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历史评价

五七干校是在“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办起来的。许多单位把去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己、惩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手段和变相的劳教。许多干校成为迫害干部的场所，大大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身体健康，助长了“知识无用”的风气。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国家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等下放到农村，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文革”期间，作为上海市的远郊县，奉贤县境内共建立市级五七干校达9所之多。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苏联变修，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想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结合实际，提出全国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要把参加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8年10月5日，《人民同报》发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材料，编者按中引用厂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批示。从此，各地纷纷开始效仿柳河，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

10月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奉贤县奉城镇南，五四农场境内(今五四公路2011号)建立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时称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简称市直于校)。下放劳动学习的对象为市委、市人委各直属机关参加“斗、批、改”的全体干部。校部建立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革委会，下设办公室、组织组、政工组、专案组、教研组、生产后勤组；学员按军事编制，分为兵团、连队。1972年初，华东局五七干校并入市直干校，校名改称“上海市五七干校”。

至1969年，全市工交、财贸、文化、科技等系统和各区相继在奉贤县建立五七干校。其中，上海市科技五七干校于1969年2月创办，位于奉贤县境内燎原农场(今奉干公路1号桥)，下放对象为市科技系统干部和知识分子。1969年8月，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各自建立五七干校，均位于奉贤县境内奉新地区；

1973年2月，3所于校合并改为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下放对象除各系统机关干部和65干部外，还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许多是有名望的表演艺术家以及作家、教授等。上海市工交五七干校创立于1969年11月，位于奉贤县境内五四农场(今五四公路3451号)，下放人员为市工交系统31个局级及公司以上机关工作人员。

上海市财贸五七干校创立于1969年11月，位于奉贤县境内五四农场(今五四公路2761号)，东与工交干校毗邻，下放对象为市财贸系统公司以上机关工作人员。上海市教育局五七千校于1968年创立于嘉定，1969年11月迁到奉贤县塘外公社。闸北区五七干校位于塘外公社与燎原农场交界处(今燎钦公路1026号)，培训闸北区各单位的干部。此外，70年代初，市卫生局、市第一医学院在奉贤境内星火农场各自创办五七于校。[1]

参考资料

1.五七干校·上海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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