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与江湖的地方就会有纷争，这本是无论据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难以避免之事情。可是发生在晚唐那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牛李党争，却被广泛地认定为继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后，大唐政治的另一个毒瘤。

闲着无聊，争一争，论一论也就算了，可在中晚唐，内有宦官专权内外有藩镇割据，王朝都已经快一只脚踏进棺材的情况之下，这些人还没完没了地争个你死我活，为反对而反对，大搞党同伐异，丝毫不顾及国家和民族利益，以至于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起初还怀着振兴之心的大唐，竟然渐渐地就躺平了，可以说就有些枉读孔孟之书内味了，那么，为何中晚唐会出现如此激烈的党争呢？

>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是谁（新乐府运动提出什么主张）

有人说是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郑覃等为代表的李党，累世公卿，代表着士族门阀，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牛党则代表着寒门士子。也有人说，李党强势代表着改革派，主战派，主张“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对于整顿经济秩序，强化中央集团，抑制地方藩镇割据，改革官僚系统，一直不遗余力追寻，而牛党则代表着保守派，主和派，其核心思想是，改什么改啊，瞎折腾什么呀，岂不闻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你好我好大家不行吗？地方藩镇折腾，争来争去无非是争一个节度使职位嘛，干嘛非要揪着中央任命这点不放呢？看开一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老去费力不讨好，搞宦官，搞藩镇，搞同僚干啥，你好我好大家好，不香吗？然后就是一系列引经据典，什么子曰啊，诗云啊，古人云啊，说得一套一套的，连掌权的大太监，经过他们丰富的学识，一吹就冠希哥，成为大众偶像。

李吉辅、李德裕父子一听，这不是瞎扯谈么？这帮子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通过科举上台的人，读书读傻了，离现实政治太远的看法，同时更加认定，士族子弟自小耳濡目染，离现实政治更近，更适合中枢政治，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难道众多人都是傻子，看不出来牛党很扯淡？

牛党的人却另有想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群众基础还不错。他们觉得官员一定要有道德，特别是主政中枢的官员，一定要是读书人，一定要道德高尚，一定要关心民间疾苦。所以牛党其实还有有一个特点，才华出众，会写诗，会作文，会考试，为此而自视甚高的人特别之多，这个肯定的，都是一路过关斩将的考试考上来的，而唐代的科举，诗词歌赋、书法艺术必考嘛，能上来的，肯定都久经考验的，这点不成问题，另外一点，由于他们多以寒门出身为主，自小经济条件并不是太好，全靠自己躬耕苦读，所以也是耳濡目染，对民间疾苦倒是又很深刻的体会，他们很多是半工半读形式的，一边读书，一边打零工，所以啊，写些民间疾苦啊，写些娱乐八卦，写写男男女女，武侠玄幻啊，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在彼时的大唐，生产力本就底下，还屁啊攸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作为社会上普罗大众，忙碌奔波混个温饱都艰难，谁还有兴趣去关注和思考那些什么大棋局啊，所以，君不见，白居易的诗歌，比如说《长恨歌》、《琵琶行》啊，《卖炭翁》啊，李商隐的男男女女那些诗啊，还有牛僧儒的志怪小说，那才是最受欢迎的，长期上热搜，到处在流传，连李德裕的儿子都沉迷其中。相对而言，李党众人，不是说不会写诗著文，可类似李德裕、郑覃，王茂元、甚至还有裴度等人，都建立有丰功伟绩，可曾见国他们多少诗文？他们都认为，写文章不过雕虫小技，考文采就当官，出将入相更是扯谈，他们更注重的是否有高明的见解。

“现行的问题，底层人民无衣无食，寒门士子难以晋升，这些问题都是谁造成的？都是士族门阀，他们垄断土地资源，垄断官场官位。”牛党的理论，既有理论高度，更有现实基础。李党一看这个，对牛党的芥蒂更深了。可以说，这两派的斗争，科举仅是一个触发的导火索。李党也并不是反对科举，而只是觉得这种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可到底要怎么样，他们也不清楚，能做的要求是将诗歌移出科举，增加时策内容，这看起来也没啥问题吧，牛党的时策很简单，也弄不出啥高屋建瓴的对策，就是一点—喷，唾沫星子越多说明越好。

李吉甫可是辅佐宪宗平定了西川叛乱、搞定了镇海叛乱的核心决策者，竟然被他们一顿狂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更加恼怒。后来穆宗时期一次科举考试，牛党等人本已纷纷高中，可有人举报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举报人所揭发的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相关人士纷纷被贬官。于是，牛党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更加相互排斥。

表面上看，科举问题引起，实际上，这表明大唐施行多年的科举双轨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风口，必须要作出重大改革才行，颇有点当年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的内味，在双规并存的时代，曾为大唐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自隋而起的科举制度，太宗将其发扬光大，可依然是不完善的，君不见，太宗的创业团队中，是否都是科举进士和状元呢？相反，类似李德裕这类士族出身，以及众多江湖豪客则居多。都说牛李党争是在素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手里终止的，其实宣宗不过清晰明确了一件事情，以科举为重要，这就不难理解，宣宗会追着每一位官员询问，你有没有考中进士？更不难理解，宣宗喜欢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和文章，打算任命白居易为宰相，还写诗怀念：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延续着武宗和李德裕一系列改革和奋起作为打下来的一点基础，宣宗的统治较为轻松，也没出太大的幺蛾子，这点立马就被那群文人们大肆宣扬，捧“小太宗”，保守派的司马光，不愧为牛僧儒和唐玄宗的后世知音，大肆吹捧牛党这一丰功伟绩。其实，如果武宗没有英年早逝，收复河煌这种天上掉下馅饼式的功劳是谁的呢？武宗和李德裕的威望会更高，可惜吃了李党整肃内外秩序的红利，到大中晚期就已经欲坠，连曾经“天下藩镇，东南最稳”的赋税重地东南藩镇，也开会渐渐寻求脱离中央控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牛李党争，其实是两种社会思潮的较量，叠加了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而牛李党争不过是其具体化的一种形式而已，具体到某一个人，有很多时候，也没有按那么严格的界限，但有一点则是贯穿其中，那就出于自身利益，对士族大家的幽怨。

比如说65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以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点，前期的白居易倾向李党，后期的白居易则渐渐步入保守，乐知天命，而李商隐则有些相反，以科举入世，得牛党大力栽培，前期倾向于牛党，可后期见李德裕会昌执政的成功，渐渐倾向于李党，而杜牧本是军事行务出身，自负为军事家，祖父曾为德宗宰相杜佑，则思想很明显的李党倾向。

说宣宗消灭了牛李党争，其实是他在科举双轨制上，更加旗帜鲜明地倾向于牛党。从此李党全面失势，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士族门阀的彻底衰落，直到晚唐朱温，以白马驿之祸，将最后的士族全部屠杀扔进黄河，这也代表着大唐最后的力量已经消亡，因为大唐毕竟是建立在关陇贵族的基础之上。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萧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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