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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文坛三杰(中国文坛三杰)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中世纪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以史诗《神曲》闻名于世。在意大利,他被称为至高诗人和意大利语之父。他与彼特拉克、薄伽丘被称为“文艺复兴三巨头”“文坛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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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神曲》为什么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先声,但丁为什么被看作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这是因为700年前,但丁在流放中升天时,文艺复兴还没有发生。

本来,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很多历史时期一样,都是一场回头望的历史文化运动,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是笼统的、粗略的,其英文化的Renaissance,是晚近的阿诺德在1845年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首次确立下来的。

1321年,但丁在升天前完成了一万四千多行的巨著《神曲》,我们为什么不把文艺复兴从这时候算起呢?那是因为,在历史上,即便有了但丁和他的《神曲》,如果没有但丁死后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文艺复兴不一定会从14世纪开始发生。

但丁生前,欧洲大陆气候已经发生突变。1315年,大雨在欧洲持续地下过5月、7月和8月,耕地都露出了岩石,9月异常寒冷,成了一场颗粒无收的秋收。翌年,进入小冰河时代的欧洲气候持续造成水灾。但丁升天的20年代,是持续7年的牲畜大灭绝的时代。

这些都只是黑死病的前兆。黑死病源自中亚,1343年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克里米亚,1347年传播至欧洲,首站即是意大利西西里。从这一年到1353年,8年黑死病夺走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约2500万人的生命。但丁的故城佛罗伦萨,惨绝人寰,80%的人被黑死病带走。

在漫长的中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上帝的神性,这个神性也兼容了人类的理性。人的信仰和理性可以和平共处,达到上帝、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

黑死病打破了这一平衡,带来黑死病的神意不可理解,神的不可预测性大大超出了人的理性。仁慈的上帝,为什么要把人间变成地狱?

幸存下来的人们,到但丁描述的人、神、恶魔和天使的世界里寻找到了新的启示,尤其是但丁的同乡、佛罗伦萨人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他在替但丁作的传记中,把原名为《喜剧》的但丁代表作,尊奉为《神曲》。

人们发现了作为预言者的但丁,和作为预言的《神曲》。为人们做主了千年的《旧约》《新约》已经不足以解释世界了,《神曲》担负起了“新新约”的责任。

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但丁不会承认《神曲》是他虚构的上乘之作,相反,他认为此诗是真实的和普遍的,而不是暂时的真理。从《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到《天堂篇》,在维吉尔的引导下,但丁知道了,在上升之前,必须先要下降,为了向光前进,他必须勇敢面对一切,不仅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也包括发生在全人类身上的黑暗的和迷惘的东西。

同时,《地狱篇》《炼狱篇》最重要的向导维吉尔,是古代拉丁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按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说法,文艺复兴是指已死的(或者已衰败的)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晚期对于西方基督教社会(特别是北部和中部意大利)所产生的影响。《神曲》中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奥维德《变形记》中人物、故事的频频出现,充分证明了这种影响从但丁开始发生。

但丁死后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文艺复兴

但丁在他的时代,单枪匹马,唤醒了沉睡一千多年的史诗传统。那些传统就发生在但丁生活的脚下,《神曲》的写作可谓近水楼台。但丁声称,曾经的罗马帝国的合法性直接源于上帝,古罗马人建立帝国,统治世界,这是顺应上帝的旨意。在奥古斯都时代,世界统一在罗马政权之下,秩序井然,和平繁荣,那是但丁认为人类最幸福的时代。但丁对统一和平的旧时代的这种感觉颇有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上的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到了但丁时代,罗马帝国早已衰落了。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到发现美洲新大陆的1492年,欧洲历史是漫长千年的中世纪。今天我们通过教科书式的回望,直接感受是这一千年的黑暗和令人窒息。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的修道院和图书馆,从蛮族手里抢救出无数藏书,保存了犹太——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使其成为欧洲文化之根。具有惊世之美的罗马式和哥特式大教堂和数不清的绘画、雕塑,也诞生在这一千年中。更不要说古老的大学,人们不仅在那里讨论道德和哲学,对逻辑、修辞、数学、光学、天文学和炼金术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知识不再局限于教会人员的圈子,世俗人士也开始研究知识。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对但丁我们可以套用同样的说法。“长夜”也为仲尼和但丁的诞生提供了养分。不过,但丁毕竟生于“长夜”——欧洲现代世界前夜的三百年。所以,在《神曲》中,托勒密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说和基督教的神学观点勾画了但丁的宇宙——代表世界最前沿知识的宇宙概念,呈现如下结构:

地球是一个固定的球体;适于人类居住的北半球中央是锡安山;山以东九十度处是恒河的尽头;山以西九十度处是埃布罗河的源头。南半球不是陆地,而是水域,人类无法在其中生存;南半球中央是炼狱山,正好位于锡安山的对跖点。两条河的源头连线,与两座等高的山的连线,在圆球中心点形成一个十字。锡安山底下有一个向地球中心延伸的倒置圆锥体,比锡安山宽阔得多,那就是地狱,像阶梯剧场似的逐级缩小,分成九层。圆锥体的顶端是魔王。岩石中间有一条裂罅,使地狱的底部和炼狱的底部相通。相当于陶渊明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桃花源记》,公元421年)

炼狱山像岛一样四面环水,有一扇门;山坡形成一级级的台阶,代表十恶不赦的罪孽;山顶上是百花盛开的伊甸园。

炼狱山往上,就出了地球了,围着地球旋转的是九重同心圆的天穹;前七重是行星天(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天);第八重是恒星天,第九重是澄明天,那里“公正的玫瑰”簇拥着上帝……

博尔赫斯对这个结构做过精确而文学的描摹,并认为“柏拉图的造物主和色诺芬尼以及巴门尼德主张的学说决定了但丁所游历的三界的地理状况”。

《神曲》插图,古斯塔夫·多雷绘制

但丁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一座中世纪晚期的自治城镇和领主制城市,在旧帝国制度和政教合一观念的没落背景下,民族国家的雏形一点点显影。实际上这一进程就包含但丁的功劳。

城市繁荣了,佛罗伦萨人口增长了4倍,城市扩张出第一圈城墙、第二圈城墙和第三圈城墙,类似于中国今天城市的一环、二环、三环……商业发展了,随着财富的累积,银行也出现了,在但丁出生前几年,佛罗伦萨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弗洛林金币”。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了,新的俗世文化高度重视物质享受和生活的装饰品,人们追逐金钱与权力,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俗人和神职人员之中成为通行法则。

最后一位政教合一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死于1303年,继任的克力门五世,都不是但丁心目中崇高的圣职人员,在《神曲》中,但丁让他们被判“买卖圣职罪”。是否支持教廷,催生出城市中分裂的派系,细分的立场和站队,又使派系斗争永无宁日,掌权的派系,又继续进行派系内的清算。但丁就是被清算被放逐的城邦政治人物。

但丁出生于小贵族家庭,但自视“根红苗正”的罗马人。为了佛罗伦萨的利益,青年时期他参加过几场战斗,30岁开始,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度当选为佛罗伦萨的行政官。

但丁的执政理念是城邦自治,政教分离,因此在面对教皇企图代行皇帝权力,将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全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诡计时,他顶住了教廷的压力,秉持强硬的城邦自治态度。

教皇下令将在职的行政官逐出教门,然后教皇支持的黑党夺取了政权,以贪污公款等罪名判罚但丁。但丁拒不缴纳罚金和回乡认罪,1302年,他短暂的政治生涯终结,被判永久流放。

《神曲》开篇描述但丁在1300年遭遇人生中途的最黑暗的困境,这是真实发生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丁为了秉公,将流血冲突的两党领袖都流放到边境,其中包括自己的好友,白党领袖圭多。

在晚年所著的《神曲》中,包括在流放一开始所作的《帝制论》中,但丁构想出一个帝国与教廷政教分离的大一统世界,帝国负责掌管物质领域,教廷负责掌管精神领域,由此展望世界和平,期盼重建秩序,同时也期盼自己能重返伟大的佛罗伦萨。

在《神曲》中,贝雅特丽齐是继维吉尔之后的重要出场人物,她与但丁在佛罗伦萨桥边的第二次相遇,成为后世艺术家描绘的永恒情境

但丁对佛罗伦萨的“莫失莫忘”,当中款曲暗通《神曲》的原始核心——俗世爱人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Beatrice,1266-1290)与但丁年龄相当,并且在八九岁就第一次击中了但丁幼小的灵魂,成年以后两人在佛罗伦萨桥边的第二次相遇,成为后世艺术家描绘的永恒情境。

贝雅特丽齐英年早逝,在《神曲》中,她先是拜托维吉尔引领但丁走出35岁遭遇的黑暗森林,到了炼狱山的山顶,她接替维吉尔,亲自充当但丁飞升天堂的向导——由此,似乎跨越时空,实现了薛宝钗金锁上的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俗世爱恋在《神曲》中得到升华。在但丁的虚构中,1300年4月13号早晨,在天国之门遇见贝雅特丽齐来接他: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她的衣服红得像火。但丁看不到她的脸,只凭心中的惊愕和血里的敬畏就知道那是贝雅特丽齐。他在天国的门槛上感到了以前在佛罗伦萨时多次使他震撼的爱慕之情。他像惊慌的小孩似的寻找维吉尔的庇护,但是维吉尔已经完成自己的引导任务,他因生年过早,早到没有听闻过后世耶稣的胜迹,而不得不呆在地狱门口去了。

贝雅特丽齐厉声呼唤但丁之名,这是《神曲》中唯一一次出现“但丁”这个名字。贝雅特丽齐讥讽但丁怎么舍得放下俗世中对肉体的情迷而来到到处是天使的地方,她说她在梦中找他,但是找不到,因为他堕落得太深。

他必须当众忏悔,为自己的过错哭泣。连完全不带功利心的后世读者博尔赫斯都看不下去了,他说,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创造一种宗教,而那种宗教所信奉的神是靠不住的。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感情达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她有时嘲笑,有时忽视但丁,这些事实在《新生》里已有记载。(《但丁九篇》,博尔赫斯)

爱情催生了但丁的第一部诗集《新生》(1292—1293),这是一部自传性的诗体小说,解密了诗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这还不够,《新生》又催生了三部曲式的《神曲》,贝雅特丽齐在第三部伊始出现,这是但丁刻意为之的一场永恒的邂逅。

但丁是用官方拉丁语和民间意大利语同时写作的,最重要的《神曲》用的是民间意大利语,代表了但丁最开诚布公的忏悔,而且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真切地相信,他于俗世得不到的爱人贝雅特丽齐,成了福音的化身。爱是俗语应用的一大方面,当然,前提是信仰。

爱,是需要合法性的。连异教徒都不愿放弃的爱,既是异教徒加速堕落的非法孽障,又是异教徒也能够上升天国的契机。

《神曲》的信仰体现在但丁对俗世自我的忏悔和作为一名使徒的谦卑,《神曲》的风格表现在但丁修辞家的雄辩和对中世纪文学天才的僭越。从《神曲》在14世纪的意大利家喻户晓以来,围绕其信仰和风格,已经构成一部浩大而扑朔的思想史:从佛罗伦萨学弟薄伽丘和彼特拉克,16世纪的新教改革,经过18世纪的维柯,19世纪的黑格尔,到20世纪的博尔赫斯、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思想史上每次关于思想和信仰问题的争论都绕不开《神曲》,任何像样的美学史、文学史都不可能对《神曲》付之阙如,《神曲》及但丁其他作品的注疏版本在西方汗牛充栋。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历史循环的三阶段理论:神权、贵族和民主三个循环阶段(或神、英雄和人三阶段),每个新的神权阶段将会随着一场大混乱再次出现。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借鉴了维柯的历史三分法来划分西方文学经典史:神权时代是产生荷马史诗、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和奥维德《变形记》的时代;贵族时代从但丁开始,下到歌德为止;民主时代出现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之后的混乱如期而至,预示了一个新的神权时代(或一个“网络”的神权时代)即将来临。

但丁在西方现代文明诞生的前夜,看到的全是混乱、腐败和堕落,而他本人,成了败坏的“地上之城”中的外邦人:“我是一艘既没有帆也没有舵的船,被来自赤贫地带的干燥的风抛掷到不同的港口、水湾和海岸。”(早年的一部哲学论集《飨宴篇》)地上的放逐,正好开启了但丁精神上的还乡,在这一点上,但丁和我们上古的屈原一样,地上的流浪,正好开始向真正故乡的旅程。

同时,既然上帝已经抛弃堕落的地上之城,对流浪的外邦人敞开怀抱,那么作为外邦人语言的民间意大利俗语,便也可以作为揭示上帝真理的语言,为《神曲》中出现的每一个意大利先人带话给后人(家传是俗语应用的另一大方面),让每一个读者得到拯救。

诗人坚定地用最卑俗的、能为普通大众听懂的语言书写他一生中压轴的长诗,在追随朝圣者的旅途中,人的言辞随之上升,终于抵达神圣的语言的寂灭。他用言辞生成的地狱、炼狱和天国,栩栩如在面前,阅读本身成为朝圣,这是《神曲》作为“新新约”对基督世界的拓展和修正。

但丁在现代中国

读者可以跟随但丁,在阅读中成为“新人”——新人以自由意志为特征,这种意志既是神的创造,也是一种自我创造,自己是自己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这个人不是神,他要受自身道德的约束,要受命运的支配,他是一个有限的存在。

这就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观点,它重构了上帝、人、自然的关系。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虚无主义所设定的混乱世界中保护自己。

《论俗语》(1304—1308)是但丁用拉丁文撰写的,目的在正襟危坐地向知识界倡导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

我们不难联想到600年后,东方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然而在那百年前的混乱中,我们有王国维式的“义无再辱”,或是小媳妇式的《文学改良刍议》,鲜有真正推崇但丁者。

国人最早知道但丁,是从晚清驻意公使之妻钱单士厘的《归潜记》。钱单士厘之子钱稻孙用骚体译出《神曲》前五曲,1921年以《神曲一脔》为名刊于《小说月报》。

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但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看来,但丁不够“现代”;《帝制论》中表达的帝国理念简直是追求“民主”的新文化理想的革命对象,《神曲》中充斥的大量圣经式典故,在满是“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文人眼里,可以归类为迷信糟粕。

不瘟不火地,《神曲》在民国年间有了王维克、朱维基两种译本,1949年后又有了田德望、黄文捷、黄国彬三种译本,但没有一个译本能够翻译出700年前但丁俗语万行长诗十一音节三韵格意大利语之循环精妙;新近推出的2021年纪念但丁逝世700周年肖天佑诗体俗话版,因为形式太过大胆,争议很大;《新生》《帝制论》《论俗语》也有几种译本。虽然其作品汉译颇具全貌,但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真正对但丁感兴趣的学人不多,但丁一直处在“有位置没解读”的束之高阁地位。

今天互联网上著名的但丁另有其人,是日本产的一款游戏《鬼泣》的主角。想正经了解但丁,可以接触到的材料不外乎“课后阅读”式的资料,最典型的,莫过于恩格斯的评价: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实际上即便放眼全球,尽管《神曲》摆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但是,能理解其才华带来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的人,却屈指可数。《神曲》的“新新约”意义,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受到上帝启示而作的《圣经》的模仿之作,但丁屡屡借用圣经式身份的目的,是要发出在那个时代可能被认作异端的大胆宣言;诗人赋权了自己鉴别《旧约》《新约》对错的权威,在字面上发出赞叹“上帝伟大的艺术”背后,其实无往不是但丁自己高超微妙写作技艺的展示。

作为普通人的但丁声称,自己用俗语写就的诗篇深谋远虑,具有《圣经》才有的四重含义。但丁把握住了《神曲》在虔诚和叛逆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不是一般所谓大师可以做到的。在西方正典以及整个西方文教传统中,但丁无疑是中世纪直至现代的精神内核。

END

发现教育价值记录教育改革

本文原创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杂志文/林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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