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

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

>管仲改革（管仲改革的内容和历史作用）

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

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

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

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

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

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

“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

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

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

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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