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发生，虽然使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以及朝廷上下受到强烈的刺激，但是庚戌的教训很快就被当政者所遗忘，没过多久,又依然故我，照样地文恬武嬉，北疆战火又燃烧起来。

事变之后，朝廷一度采取了某些“修饬内备，以弭后患”的措施，下诏准备北伐，兵部厉兵秣马，工部打制器械，户部搜刮各省积贮及历年逋赋，以待兴兵，洗雪庚戌之耻；修筑北京南城关厢城墙及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宁（广安）、西便七门；调整政策，开放马市，缓和军事冲突；协调军事力量，整顿京营。

>庚戌年是哪一年（庚戌日柱）

明代京营主管训练在京官兵。根据兵部所拟《京营兴革六事》，皇帝下诏改组京营，三大营由文武大臣各一人主持，武臣称“总督京营戎政”，事权归一，总领三大营之军，由太保咸宁侯仇鸾担任；文臣称“协理京营戎政”，乃总督之副，由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王邦瑞担任。改组后京营戎政的权力大为增强，兼有了五军都督府和原京营提督的双重权力，而且不仅以一人总督三大营，还统领边镇劲旅，实际上成了京军和边兵的最高统帅。而仇鸾获得这样显赫地位，与严嵩荐举直接有关。自从仇鸾向严氏父子行贿三千金而重握兵柄之后，严嵩便与之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以求稳固自己的宰相地位。

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和游牧与军事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必须向内地寻求畜牧业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贡赐是获得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简捷方法，此外还有边关互市贸易。因此在相当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武装掠夺与和平贡市交错使用，相互补充，成为蒙古封建割据势力对付明朝廷的基本方针。而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一复杂的局势，对于明中叶以后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往往既狂妄大言闭关，又松懈地不修战备，结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一败涂地。只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乱痛苦之后，到了隆庆、万历年间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双方政策的转变，北边的战火才停息下来，出现了“输诚效贡”、和平亲睦的新局面。

蒙古可汗及部落酋长遣派使者进京入贡从明初即已开始。入贡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臣属明朝之意，另一方面是为了以贡品换取明皇的赐品。明皇对周边民族的入贡采取“厚往薄来”、“厚赐薄贡”的方针，因此通过入贡，可以获得超出贡品价值很多的赏赐品。这种贡、赐活动，史家又称“贡赐贸易”，当然它含有很浓的政治意义，而在经济上是不等价的。贡赐虽然成为明朝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比之战争的破坏，代价总要小得多。因此只要双方都谨慎处理，仍可维持和平局面。但是中叶以后，鞑靼不断入犯，朝廷决定关闭关口，拒绝贡赐，欲以此惩罚鞑靼首领的战争掠夺。结果引起鞑靼首领的疯狂报复，以更加残酷的战争回答朝廷的绝贡。于是形成战争—绝贡—战争的恶性循环，这个怪圈一直盘旋至嘉靖年间。

马市是一种经济意义较为充分的边疆贸易活动。在马市上，蒙古、女真等民族居民用马、驼等与内地军民交换绢、布等日用品，官为定值，开价交易，但禁止买卖兵器和铜铁。“土木之变”以后，北部边患日益严重，天顺年间关闭大同马市。至嘉靖“庚戌之变”前后，对瓦剌、鞑靼的马市已经断绝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经过“庚戌之变”的巨大震动，朝廷统治集团和蒙古俺答都曾一度表现出某种缓和关系、互通马市的意向，出现了明蒙关系实现向和平转变的契机。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俺答使者至宣府款关求贡。三十年入春以来，俺答又数次派遣使者至宣府、大同各边，请求入贡、互市。为了表示诚意，还特意派其义子脱脱至宣府宁远堡，呼出通事（负责贡使接待和翻译），“攒刀（将刀聚集在一起）为誓”，赠送好马二匹，留下随员四人作质，送回逃往塞外的明军叛卒。见俺答确有息兵乞和的意愿和行动，皇帝发下圣谕，决定大同镇每年开马市二次，每次马价银十万两，用来购买绢、布等物，以换易关外马匹；再支南京兵部所贮银十万两及各处余银，悉征输京，以备市马之用；宣府、延绥、宁夏三镇亦依大同事例开市。

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同马市开市。计值取价，秩序井然，共易马两千七百余匹。完市后，放虎剌记等四名人质出边；俺答上呈蒙文表章，进贡谢恩马九匹，并乞再市。烽火狼烟暂熄，友好交易方兴，在边墙墩堡的上空闪现出一线和平之光。

长期冻结的北边刚刚融化，又被凛冽的寒流重新冰封。大同马市仅开一次，就被关闭，宣府、延绥、宁夏马市也相继关停。个中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

从朝廷方面来说，嘉靖皇帝对开放马市本来就三心二意；执政大臣严嵩、仇鸾等人，素来畏敌怯战，把开市作为权宜之计，以求自己免遭误事之祸，而且仇鸾还暗中与俺答沟通。在朝廷官样文章中，无论是谁都讲战备与开市并举，但实际上开市以后，京、边将帅竞相偃兵息武，放弃战守之备。在政策上，既不能守信输诚，以收感化臣服之效；在军事上，又不能常备不懈，以成制止战争之功。因此互市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

从俺答方面来说，他虽然急于贡市以满足上层人物的消费需要和解决塞外军民衣食器具的困难，但是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还没有形成足以迫使他放弃战争掠夺的条件和环境。因此，他具有的既要求贡市又肆意抢掠的两面性及长期奉行的以“打”求“贡”、“且犯且求开市”的两面政策实际并未改变。只要所求得不到满足，便会再动干戈，重燃战火，从而导致和好的破裂。

三十年十一月，俺答部众大举入边三次，人畜抢掠甚众。十二月，俺答妹夫卜吉哥在大同大沙沟互市，市毕又袭入边关，掠去所易马匹，并掠夺人口，剥其衣服。三十一年正月，俺答纵众入掠，攻破大同墩堡多处。二月，俺答率众万骑攻大同，进而南下至怀仁县（今属山西），大掠居民。

严嵩看到情势不妙，便施展金蝉脱壳之计，把误国之责推给别人，特别是推给最早提出开市的仇鸾。他一改腔调，大讲“开市乃以招贼”，连续上疏，向皇帝献策停开马市。于是皇帝下诏，关闭大同马市，并命大将军仇鸾率师前往大同剿虏。

从嘉靖三十年春下诏开市，到三十一年秋下诏全部关停，仅一年多的时间。此后俺答对内地的抢掠战争日益升级。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辽东在在告急，战无虚日。蓟州镇尤为攻掠的重点，京师一再戒严，皇帝惊叹：“庚戌事又见矣!”从“庚戌之变”至嘉靖末年的十七年间，蓟镇总督换易十人，皆因战事失利而获罪去位，其中王忬、杨选被诛。但是大将们的头颅并未换来边境的安宁。

如何解除“南倭北虏”之患是明中叶以后极为重要的国政。谁能实现明蒙关系由战争向和平的战略转变，谁就是历史的俊杰。但是这除了客观环境之外，还需要执政者的主观条件。无论从政治品质，还是政治才能、军事韬略，严嵩都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这个难题，只好留给此后的高拱、张居正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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