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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洁拐点》立足于国内反腐态势，借鉴总结先进国家反腐经验，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国家反腐败的历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廉洁拐点》党员学习笔记个人感想范文3篇，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廉洁拐点》党员学习笔记个人感想

范文一

　　《廉洁拐点》是由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所著的探讨世界性难题——反腐败的一部论著。

　　全书分上下两篇，在上篇里，高波系统介绍了美国、瑞典、新加坡三个国家利用“廉洁拐点”，在反腐败上的历史经验，廉洁建设产生的辐射效应不但令政治清明，领导阶级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国家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各项社会保障措施越来越完善，幸福满意度与日俱增。同时，苏联作为一个失败典型，高波也在上篇里做了详细分析。苏联一度成为与美国同量级的世界超级大国，但却未能抵御住苏共内部的特权和腐败侵袭，最终亡党亡国。之前看《世界的凛冬》，看到描述苏联部分时我特别震惊：窃听无所不在，即便在家里说话也要提防;随时都能进入百姓的家里，他们能毫无根据的对沃洛佳的家破门而入抓走他赤身裸体的妻子。沃洛佳好歹也是个公职人员啊!对待公职人员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苏联解体原来早在建国初期就埋下了隐患，集权是从“沙皇”到“另一个沙皇”，哪里算得上社会主义。

　　全书的下半部分则是系统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以习1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高波提出，廉洁拐点不是治理腐败大功告成、一劳永逸的终点，也不是稍纵即逝的断点或一蹴而就的跳点，而是国家成长或者“再国家化”的新起点，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打造现代化“升级版”连贯过程中的跨越点或者转折点。廉洁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从“快成长”到了“快成熟”的加速期、机遇期。

　　通过对美国、瑞典、新加波三个西方国家利用廉洁拐点打造国家治理体系的二.0版本，高波提出了廉洁拐点的6S模型，即超级政治家、正确的战略、持续的行动、系统性变革、社会一致性、价值的共享。

　　而我国通过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已经具备了这六要素。以习1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款吃喝被严厉禁止，公费接待也被严格管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管制、“打虎拍蝇”上到周永康下到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都得到严惩、……作为浙江人，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西湖边那些神秘的高级会所少了，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的地方多了。

　　而这样的举措在普通百姓心里是什么印象?如果用一个字回答，就是“好”。因为，连农村的老人都在连连夸赞“习1上台后抓的贪污的好多，是要好好管管了，要经常性这样管”。如果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表述，那就是“点赞”。党纪国策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与肯定那就是好的。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什么是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个人认为，简言之，包容性制度是让大家共享财富与权力，征求民主的意见;而汲取性制度就是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如此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的反抗。反腐败建设的目的正是为了能让人民群众共享财富与权力，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

　　腐败是人类的公敌，反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反腐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无论是哪个政党领导，都要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才能让百姓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拥有执政基础。

　

　《廉洁拐点》党员学习笔记个人感想范文二

　　腐败是人类的公敌，反腐是世界性难题。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指出：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自古至今，人类的贪婪、自私、好色、骄傲、欲望等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人性改变了历史，而历史并没有改变人性。腐败是“问题域”，也是发展“负资产”，更是“索命绳”。直面腐败问题就是聆听时代的声音，治理腐败问题则彰显社会进步的足印。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猎狐”持续发力，八项规定、“两准则，四条例”等党内新规密集出台，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取得实质性改革突破，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日益深入人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一句话，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加速形成，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加快流通。

　　面对新形势，要有新认识，才能有新作为。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撰写的《廉洁拐点》一书，立足于国内反腐态势，总结包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反腐经验，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国家反腐败的历程，提出中共的“新治理革命”已经到了“廉政拐点”。高波认为，拐点是事物发展出现趋势性改变的临界点。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输出端来看，当该国确认出现廉洁拐点，至少意味着廉洁这种公共产品“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短缺开始转变，扭曲异味的公共服务道德标尺开始复归本位，社会公众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信心指数触底反弹。廉洁拐点不是治理腐败大功告成、一劳永逸的终点，亦非稍纵即逝的断点或一蹴而就的跳点，而是国家成长或者“再国家化”的新起点，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打造现代化“升级版”连贯流程中的跨越点或转折点。

　　廉洁拐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廉洁拐点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廉洁拐点》书中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反腐历程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20世纪以来的廉洁拐点把一些国家送进了“成功国家俱乐部”。拐点之后的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异曲同工的“廉洁内驱”现象。即：以国家政治输出端的内生性、结构性变革为火车头，牵引着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公平交易、司法改革、生态革命等“火车厢”，并荷载全体国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使得整个国家穿越幽暗的“腐败隧道”，向着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实现关键的“廉洁跨越”和国家成长。从效果上看，发生现代廉洁拐点的国家，腐败程度总体上处于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腐败问题的杀伤力局限于反腐犯罪人员自身，负面后果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政治合法性、政权公信力的总体判断，不会因腐败问题引发社会解体、政权颠覆等不可控后果。谁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早、越自主，谁就能赢得更好的国家崛起机遇期和国民幸福普惠期。

　　廉洁拐点是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

　　高波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廉洁拐点是以法治化、公开化、民主化为前提，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腐败“模块”潜入社会转型的中心地带，牵引形成了净化和优化政治形态、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等的“涡旋效应”。它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政治输出端对国民需求端的主动伺服和能动适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政风暴、问责高压和绩效革命，倒逼权力运行、利益规制和公共伦理等方面发生深度变革。当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一举一动自然更加牵动全球神经、吸引国际关注。治理腐败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方面。以习1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对于中国来说，在改革不停顿、开发不止步的基础上，厚植廉洁拐点所带来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制红利”，有利于保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全面进步，并在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创造性重构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而且，对于坚持“以民为本”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抓住廉洁拐点的历史契机，把党的领导和执政体系打造成“不忘初心、不负民心”的责任体系，让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适应从“权力分享”到“压力分担”的转变，将促使正风反腐“高压”变“稳压”，党内治理“动态”成“常态”，从而始终保持正视和因腐败演化严峻复杂局面的政治定力和行动担当。

　　廉洁拐点是民意民心的必然选择

　　书中指出，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集体努力，国家将总体步入“有效民主”，基本告别“无限民粹”，处于稳定有序的现代治理体系的正规之上。经历了现代廉洁拐点的国家，在一系列变革后，特别是随着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机制化、常态化，民意力量始终在轨运行，通过有效的社会协商、集体行动对冲“多数人暴政”的颠覆性力量，基本上可以将“以反腐为名”所导致的严重民族冲突、极端暴力事件等“次生灾害”降至最低。人们逐渐适应了将腐败议题诉诸严密有序的法治框架，而不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污名化的群体性情绪宣泄运动。《廉洁拐点》指出，廉洁拐点是与大多数人的主观感受高度关联的，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个体前程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整体社会运行基本上不会出现不可承受的颠覆和战乱，可预期的稳定与繁荣将带给国人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廉洁拐点是内在规律的必然选择

　　当下的中国，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执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廉洁拐点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条件，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校验，并且往往带来一段国家成长跃升期和治理变革加速期。高波在《廉洁拐点》中指出，纵览20世纪以来一些典型国家的廉洁拐点，可以将其形成要件概括为“6S”模式：statesman，超级政治家;strategy，正确的战略;struggle，持续的行动;system，系统性变革;solidarity，社会一致性;share，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在习12的引领下，始终坚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做到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实现了让人民群众看得见、享受得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国家内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变革。今日取得的反腐成就，完全符合“6S”的基本要求，完全具备了实现“廉洁拐点”的基本条件，为实现“廉洁拐点”奠定了基础。

　　当然，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廉洁拐点》指出，共产党人要在新形势下，把握机遇，坚决打赢这场对贪腐的攻坚战和持久战，打开新常态下有效治理腐败的新格局，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长期执政党加强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为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提供“中国新动能”。而作为治理这个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的“终极责任主体”，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民心为初心，以来路看前路，向本来要未来，更加自信地在自主治理、自我监督和自我纠偏中行稳致远。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廉洁拐点》不仅指出了当前反腐倡廉的发展方向，更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变革思路，有理有据有事实，党员领导干部暨爱党爱国者必读。

　　《廉洁拐点》党员学习笔记个人感想范文三

　　《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剖析了美国、瑞典、新加坡等国20世纪曾经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情况，从中找出一些共性规律。以下将以“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说明。

　　所谓“一核心”，是指廉洁拐点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迁，涉及方方面面，历经风风雨雨，既要触碰利益又要触及灵魂，既要战术突进又要战略控盘，总归要有一种“社会核心力量”来支撑和引领。而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管用起效的核心驱动力量是“三位一体”的，即核心组织(组织领袖)、核心思想(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统一体。换言之，国家核心的感知确认过程，就是核心组织(如政党及其领袖)以核心思想(如执政纲领及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核心利益(如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的过程。具体来说，美国20世纪头20年成型的廉洁拐点，关键是各界达成了“国家重组”的核心共识，即努力实现“国家和联邦法律准许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和工业的公平”。

　　作为美国廉洁拐点的开拓者，老罗斯福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一个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职务提供给他的任何权力的强人”;“既然当总统，我就要实实在在像个总统。给我多大的权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对于步老罗斯福改革攻坚战之后尘，强硬“改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威尔逊，时任法国总理乔治斯克列孟梭的经典评价是：“他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同样，瑞典于20
世纪30年代发端的廉洁拐点，关键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1928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称为“瑞典国父”的他在1932—1946年间4次担任瑞典首相，作为国家“政治引擎”，引领社民党自1932年以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44年，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持续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长期执政机遇。新加坡于20世纪60年代起步的廉洁拐点更是如此，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组织核心。

　　所谓“两步走”，是指治理腐败的策略方法上宜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对任何国家来说，腐败都是一笔公摊化的“负资产”，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论道而不躬行。

　　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大国腐败高发期，先是进行了“重新组织社会的一次尝试”，打响了一场与工业寡头和垄断财阀的遭遇战、拉锯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使“劳工领袖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轻轻松松地走进白宫大门”;其后乘势而起、迎难而上，从联邦扩权、预算民主、市场规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再造”，一点点赢回了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数人特权渊薮”中的国家机器拉回正轨。作者曾在《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中将其简括为两句话：一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以责任换权力”。瑞典社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实现小国廉洁拐点的核心力量，结合本国国情各辟蹊径，前者用“人民之家”理念和“福利之国”模式的向心力“对冲”腐败痛感，后者用严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慑力肃清党风民风，为赢得长期执政时间和综合改革空间开了好头。说到底，当腐败的阴霾造成政治社会生态危机时，第一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扩大战果，稳打稳扎才能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当然，这两步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实际上都是治理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互相支撑。但实践证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问题存量、树立治理权威和凝聚社会信心。

　　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真正“坐实”，大致需经三代人的集体检验和共同体认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中国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从现象上看，两三代人，二三十年，这就是20
世纪上述几国所展现的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如美国廉洁拐点成型的20
多年间，经历了老罗斯福时代和威尔逊时代，以及其间笼罩于老罗斯福光环下的塔夫脱总统过渡时期。瑞典廉洁拐点起始于汉森时代，成型于埃兰德时代，瑞典人民经历了30多年创建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过三任最高行政首长，分别是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他们三人分别出生于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迹”就是在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实际上，“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条化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对廉洁拐点“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域中才能科学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成效，才能监测出腐败现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众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内，由“腐败综合征”造成的系统性隐患、颠覆性危机是否被确认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间，保持执政主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腐败远非最终目的，赢得人心共筑未来更有意义。对不同国情党情下的“腐败综合征”进行成功阻击之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验。

《廉洁拐点》党员学习笔记个人感想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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