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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街头，你会看到极简风、森系风、波希米亚风，会看到混搭、撞色、叠穿、内衣外穿，会看到汉服旗袍唐装，也会看到运动嘻哈——奇装异服再也换不来回头率，见惯了大场面的上海人一笑而过，彼此都习以为常，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穿出个性担当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穿出个性担当的人

如今走在街头，你会看到极简风、森系风、波希米亚风，会看到混搭、撞色、叠穿、内衣外穿，会看到汉服旗袍唐装，也会看到运动嘻哈——奇装异服再也换不来回头率，见惯了大场面的上海人一笑而过，彼此都习以为常。

记者｜阙　政

走在马路上，迎面而来一个和你穿着打扮一模一样的人，这在如今应当算是极小概率事件。然而往回倒退四五十年，你却会看到一个中国人“集体撞衫”的世界——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不管是南是北，在都市还是在农村，举国上下基本上只有五种颜色：白、灰、黑、蓝、绿。五色里没有一种是鲜艳的：绿是军绿、草绿，蓝是灰蓝、靛蓝，在西方世界眼中，千篇一律的服装，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群“蓝蚂蚁”。

改革开放40年征程中，服装还见证过“中国工厂”：曾经，中国代工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但是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胖九”一飞冲天，有媒体起了这样一个标题：“谢谢你C919，中国不需再用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了”。

“蓝蚂蚁”消失的背后，有着中国制造业工人大幅提升的时薪：根据德勤的数据，2005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还低于越南；但到了2015年，中国工人的时薪已经是越南工人的1.5倍以上；而印尼的人力成本甚至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今时今日，翻开时装的标签，你会发现“Made in China”越来越少。

83分钟里换了43套衣服

国人服装意识的觉醒，和许多其他觉醒一样，发生于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工业机声的隆隆作响，打破了棉布凭票供应、每人每年的定量配给；逐渐洞开的国门，让国人沉寂已久的审美意识慢慢苏醒。

爱美之心重新在国人心中集体大爆发式地蠢蠢欲动，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电影《庐山恋》的公映——这部“文革”后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主演张瑜在次年拿齐了金鸡奖、百花奖、文汇奖、政府奖四大奖。

轰动，不只因为电影中出现了“吻戏”，描写的又是华侨女孩的生活；更因为片中的华侨女孩，在短短83分钟的片长里，一口气换了43套衣服——白色西装、白底紫花小洋装、桃红色毛衣加黑色喇叭裤、A字无袖连衣裙，甚至还包括泳装。

据张瑜后来回忆：“有一点别扭，就我和小郭（郭凯敏）穿着泳装，那我就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浴巾包着，后来那个摄影师说你这么老包着，我也不知道这个曝光度什么样啊，我这么一闪，赶快一盖，就那么保守，就那么不好意思，直到拍的时候，才把这个浴巾拿下来。”

而43套服装，也是被观众细心数出来的：“有一对男女在恋爱，男生对女生说，我们来打个赌，张瑜在这部戏里到底换了多少套衣服。为了这个事他们看了好多遍电影，总是记不住。后来那个男生进场以后，就准备了一张纸，我换一套衣服就撕一张纸条，后来他知道，我换了大概是43套衣服。”

推开时尚之窗看世界

就在张瑜换43套衣服的前两年，中国服装市场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外国人：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1978年，皮尔·卡丹身穿毛料大衣，双手插兜，漫步在北京街头，被摄影师抓拍下永恒的定格——当时他的回头率，可以说是百分百。

商业嗅觉灵敏的皮尔·卡丹瞄准了刚刚打开封禁大门的中国市场，决定用“时装秀”来传递品牌的美学概念。于是，次年4月，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接到了外贸部门通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台下，则是一片蓝灰制服。”后来李安定描述了服装秀上的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1979年，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进入中国。有人如此形容：“当中国人下定决心推开窗看世界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牌子是‘皮尔·卡丹’。”的确，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城市街头，“皮尔·卡丹”几乎就是唯一的舶来品牌，买一件皮尔·卡丹的西服，配上一条“金利来”领带，几乎就代表了当年的“时尚”顶配。犹记得满街“皮尔·卡丹”的招牌用的都是繁体字，“尔”字写作“爾”，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不明就里的小伙伴念作“甭”。

后来据皮尔本人向《环球》记者透露：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到中国去制造、推销纽扣。按照他的计算，中国人口超过10亿，按一人一年使用30颗纽扣计算，整个国家需要30亿颗纽扣！皮尔在中国授权代理销售的服装，使用的纽扣也都是从自己工厂买的。

这个始于“纽扣”的商业故事，最终在中国大陆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第一次举办服装表演，第一次把中国的模特带到巴黎，第一次把法国高档餐0开到人均月收入只有几十块人民币的北京。

就在皮尔·卡丹举办服装观摩会的次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1980年11月，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受领了此项任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时装表演队的队员。

“在北京，宋怀桂也做着相同的工作：她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系列传奇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但在1981年，她面临的首个难题，也是找模特。她是为皮尔·卡丹将于1981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对公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街头运动’：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就过去，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文革’后首批中国登台表演的模特，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

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就这样成立了。1985年7月，这批模特在皮尔·卡丹的带领下登上了法国的T台，让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由此而来的“模特热”，也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在模特杜鹃主演的影片《纽约纽约》中，就能看到一个普通的上海人家女孩，如何经过包装登上五星级酒店的T台，如何远涉重洋寻梦纽约。

“的确良”和“开司米”

服装秀、模特儿、女明星，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审美细胞。198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直接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也是从80年代开始，“蓝蚂蚁”逐渐消失，棉布不再只有五色，还有一种叫作“的确良”的新型布料，像神秘的切口一样，在广大女性之间口口相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确良”就是“涤纶”的音译，在商场里买衣服，如果翻到成分标签写的是涤纶、锦纶，那多半是要放回原位的，只因它不算天然材料，较次一等。然而在当年，“的确良”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良的面料，因为看起来颜色鲜艳，摸起来手感滑爽，洗上很多次仍然挺刮不走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由此引发了“的确良”狂潮。

而和“的确良”相似，不胫而走的还有另一种高档毛料：“开司米”。所谓的开司米，其实也是“山羊绒”的音译。相比涤纶，羊绒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是高级材料，90年代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后，就常常听到家长们在讨论“开司米”了。

不过，那时候的开司米成品毛衣、大衣并不常见，更多的还是买一些开司米绒线回来，自己加工成毛衣。80后的家长们多少会织一些绒线——几大包绒线买回来，把椅子倒过来四脚朝天放好，先把绒线缠成一个个线球，然后就是各显神通的时候了：几根棒针，从简单的斜纹，到复杂的菱形纹、水波纹、菠萝花、镂空跳针……前些年某奢侈品牌出了一款天价毛衣，被中国年轻人群嘲，正因为毛衣上的菠萝花，乃是我们小时候最常见的“妈妈出品”。

妈妈们不仅会打毛衣，还会做各种衣服。80年代结婚讲究的“三转一响”四大件，其中一转就是缝纫机，可见在那个物质刚刚由贫瘠开始往富足过渡的年代，自制服装还是占据很大比例的。当年的服装店尚不如今日林立，反而可见不少布店，一捆捆的布整整齐齐地在柜台上垛成小堆，选好一款，营业员就会以熟极而流的手势拉开，用一把木尺迅速丈量好，剪刀一划，刺啦一声，布就整整齐齐地裁开，用纸一包，拿到裁缝店里，就能按照时下最流行的样子，给你量体成衣。那会儿，书店里的毛衣针法和西方服饰流行趋势，是最畅销的品类之一。

而上海妈妈们的民间智慧，还在于发明了一种叫作“假领头”的东西。顾名思义，假领头通常以细毛线织成高领或者翻领——但只有领子，底下空空如也，并没有一整件毛衣存在。假领头穿在内衣外面、毛衣里面，从外观看起来，就像是穿了两件毛衣。而且，因为假领头所费毛料极少，可以一口气织上色彩斑斓的十多个假领头，天天“翻行头”，营造出一种时髦的感觉。不明就里的外乡人，会惊讶于上海人怎么有那么多花样新衣。这种温饱年代的小心思，是上海人独有的生活智慧。现在看来，假领头不仅很时髦，还相当实用——类似于第一代保暖“围脖”。

你穿的衣服，就能代表你

等到90年代下海大潮一来，有了“个体户”“万元户”之后的城市，时尚指数也随之飙升。“假领头”日渐退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个体户商贩小摊上竞相登场的连体裤、健美裤、蕾丝裙、踏脚裤、喇叭裤、牛仔裤、蝙蝠衫、露脐装、破洞裤……伴随着“迪斯科”的兴盛，这一时期的服装不怕标新立异，就怕平淡无奇。

走在淮海路上，父亲会指着橱窗里的破洞牛仔裤问我：“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乞丐装，你要不要买一件？”我想了想，拒绝了。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小时候跌破膝盖，家长们几乎都会选择去小店里买上一对印有小白兔或者小猫的贴布，贴在两只膝盖的破洞上，又好看，又能遮住破洞。小小的心里有点纳闷：怎么才过了没几年，就开始以“乞丐装”为美了呢？

街头巷尾，一种后来被称作“文化衫”的东西也在悄悄走红，最有名的莫过于印上“别理我，烦着呢”几个大字，堪称个性化思潮在传统汗背心上的再生。

这时候，比皮尔·卡丹稍迟一步的众多国际品牌也开始入驻都市：LV、巴宝莉、香奈儿、范思哲、阿玛尼……而在2001年举世瞩目的APEC峰会上，各国65人身着的对襟唐装，又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于民族服饰、复古唐装的热情——与此同时，张曼玉换了23套旗袍的电影《花样年华》，也引发了举国上下的“旗袍热”。一时间，东西合璧，服装对于国人而言再无定势，连“个性化”都不必再刻意强调，人们已经根据他们的需要选择了得体的服装，“你穿的衣服，就能代表你”（You’re what you wear）。

还记得小时候，妈妈要教我织毛衣，被父亲阻止：“将来没有人自己织毛衣了，直接买就行。”他的话对了一半——当“手作”“匠心”再度流行，有人可以花一年时间，用最传统的“柿子染”来制作一块棉布，呈现阳光自然赋予的机理；有人愿意花上数十倍的价钱，请裁缝量体制衣“高级定制”；白领之间学打毛线、学做皮包也重新蔚然成风。织毛衣这件事，从节俭持家，摇身一变，成了生活美学。

如今走在街头，你会看到极简风、森系风、波希米亚风，会看到混搭、撞色、叠穿、内衣外穿，会看到热裤短到大腿根、但裤袋却要长出几分，会看到露肩衬衫、只塞一半进裤子，会看到汉服旗袍唐装，也会看到运动嘻哈——奇装异服再也换不来回头率，见惯了大场面的上海人一笑而过，彼此都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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