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种风俗习惯，党员干部必须分清哪些是要积极倡导的，哪些是必须坚决抵制的。而纪律则是取舍判断的首要标准和行为底线。

别在社会风俗中迷失方向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在遵守法律法规等各种成文规定的同时，还在遵从着一些不成文的、无形的规范和约束——各种风俗习惯。但是，与普通群众不同的是，党员干部必须遵从的纪律要求，许多时候会与“泥沙俱下”的风俗形成矛盾。是守纪律，还是遵风俗，有时会成为党性修养的特殊考验。

>靡然成风和蔚然成风（靡然成风的意思）

牢记党员的第一身份

前不久，一条新闻引发了媒体热议。一位村主任马某想给独子操办一场“体面的”婚礼。但是，在向纪委报备酒席数量时，却因为超过了当地规定标准而未获通过。两难之下，他选择了辞职。在他看来，操办婚事是当地的风俗，不好好办，不但自己会被人戳脊梁骨，而且可能会影响小两口的感情。

尽管辞职，但他作为党员的身份却没有改变，因为违规大操大办儿子婚礼，他最终受到了严肃的党纪处分。这也充分说明，尽管党员也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但在各种社会角色面前，其第一身份只能是“党员”，这就意味着其行为规范的标准必须首先是党章党规党纪。因为从宣誓入党那天开始，他已不再是普通群众，必须接受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的纪律约束。

事实上，风俗和纪律中都有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基因，因此，大多数的时候，二者并不矛盾。比如，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是各地风俗习惯中所尊崇的，而党章党规党纪也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在去年修订廉洁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两部党内法规时，党中央明确指出，立规修规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德法相依、德治礼序，把修身立德作为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

但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形象道明了风俗的繁杂多样性。在传承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一些地方的风俗也包含有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对于党员尤其是握有公权力的党员65干部来说，在这些风俗中随波逐流，不但会在群众中产生恶劣影响，更往往由此开始了腐败堕落。比如，大操大办婚丧喜事、送红包，往往演变成变相的行贿受贿；认干亲、“拜把子”、组织同乡会，往往变成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带些彩头的打麻将、推牌九、斗鸡，等等，往往逐步变为挪用公款豪赌……

因此，在父母、儿女、亲友等各种社会角色中，始终牢记党员的第一身份，时刻以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要求自己，这不仅是合格党员的重要体现，也是使自己远离腐败危险的可靠保证。

认准纪律就是红线

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种风俗，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无所不包，而且，越到基层尤其是农村，“讲究”越多。作为一名党员，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风俗习惯，那么，哪些是要积极倡导的，哪些是应该予以警醒的，哪些是必须坚决抵制的？怎样才能把握方向，不走错路？

党章党规党纪就是一条明晰的红线，是取舍判断的刚性标准和行为底线。

比如，有些地方在清明祭拜时，有请巫婆神汉装神弄鬼、做道场吹打念经等风俗，对这些封建迷信活动，党纪处分条例中明确规定，党员干部无论是“组织”还是“参与”，都要受到纪律处分。而对于春节拜年、办婚丧喜庆时收礼金“份子钱”等这些“礼尚往来”的风俗，党员则应该时刻警醒不要触碰纪律红线。党纪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以及“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

风俗是人们在共同生活环境下，长期形成的意识行为或生活习惯，对于社会成员有着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党员干部也是人，面对风俗压力时，不少人因为顶不住压力而屈从，就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村干部。尽管受到严肃处理，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纠结，也客观反映了基层党员干部的两难选择。对此，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在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制定了诸如“限桌令”、“限礼金令”、“限客令”等各种禁令，减轻党员干部面临的风俗“枷锁”的重压。福建三明明确，对于各种喜庆宴请“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而山东聊城更细化了“亲属”的范围，是“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还有些地方规定，禁止邀请“同僚”，包括管理和服务对象，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等等。

尽管这些地方规定还有不完善之处，甚至被媒体评价为“不近人情”“用药过猛”，但是，却实实在在地为基层党员干部筑起了一道防波堤，减轻了风俗、人情的压力和冲击，有效防止了他们触碰纪律红线，阻断了不少借着风俗人情之名行腐败之实的违纪行为。一位乡镇干部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党员干部手里的权力，哪有那么多往来的“人情”。而且，一些“四风”问题也借着风俗之名“阴魂不散”。因此，禁令既可以让大家少犯错误，也使礼尚往来去除“铜臭气”，恢复了其本来温情面目。

坚持高标准引领新风尚

风俗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明代著名的僧人莲池大师在《竹窗二笔》说，“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然后“靡然成风，不约而合”，道出了先进组织或个人的引领作用，对于风俗改变的重要性。

在山东淄博的南太合村，这里的红白喜事的“份子钱”都是5毛钱，而且这个规矩还坚持了30年。在数额越来越多的“份子钱”已经成为许多人沉重的“人情包袱”的当下，这个风俗显得格外清新。而这个规矩正是由村干部路洪元提倡起来的。1978年，路洪元儿子结婚的时候，村里随礼的最低标准是2毛钱。后来，日子过好了，这个最低标准就涨到了5毛钱。谁家也不缺这五毛钱，于是，不管村里哪家办事，大家都愿意去捧个场、热闹热闹。钱虽少，但情义无价。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党员干部，在带头树新风、破旧习上的责任和使命。

党章规定，321员必须履行“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义务。因此，面对不良风俗，每一名党员干部在坚守纪律底线，洁身自好的同时，还应该坚持高标准，在移风易俗中发挥积极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领社会新风尚。

古人早就提出，管理国家“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形成一个良好的民风社风，不仅关系老百姓生活习惯，更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儿。当前，面对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只有以优良党风带动健康向上的民风社风，才能汇聚亿万人民力量齐心协力、奋勇前行。这既是中国321的历史使命，也是每名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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