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宇宏

中东的“巴以（巴阿）冲突”早在现代以色列诞生之前就拉开帷幕，持续到今天长达一个世纪，已经变成一个难解的死结。追溯冲突的根源，无非是犹太人要重建他们的国家，与生活在那里的阿拉伯人结下了怨仇。

一个民族亡国千年之后重建国家，也是人类政治史上罕见的奇迹。了解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无法绕开一个概念——“锡安主义”。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山，中国旧译为郇山，《希伯莱圣经》（以希伯莱文书写的《旧约》）把它叫作“大卫之城”。大卫王是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任国王，一贯有贤君之称，在《圣经》里受到高度赞颂。

>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案件对法国的影响）

锡安后来逐渐演化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地”的代名词，锡安主义意即犹太复国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犹太人要回到故土重建属于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亡国之后大流散于世界各地长达1700多年，但锡安主义并非古来有之的思想，它其实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崛起和反犹运动双重影响的产物。

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将领庞培率领军队占领耶路撒冷，设置犹太行省，罗马委派总督的同时暂时保留了犹太人的国王作为傀儡。公元135年，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在位时，犹太人发动大起义被罗马军队镇压，罗马将犹太人从当地驱逐，把行省改名为“巴勒斯坦”，犹太人从此开启了“大流散”的历史。

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了公民权利，跟其他生活在帝国境内的民族没有区别。公元313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教统治性地位（公元380年又被定为国教）。基督教会认为犹太教是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将其定性为“渎圣的一群，恶毒的一派”。基督徒观念中，犹太人是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太人才开始沦为被歧视和迫害的族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

1870年到1880年期间，耶路撒冷，犹太人在西墙面前祈祷。

流散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广布在欧洲，只有极少部分残留在北非和亚洲。欧洲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不断朝着基督教力量薄弱的地区迁徙。经过千年的演化，欧洲犹太人逐渐形成两个支系，成为现代犹太人的两大主体族群。

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基督教化进程较晚。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攻占了半岛大部分地区，伊斯兰的势力渗透到这里，与半岛北方的各个基督教王国对峙长达七个世纪。这里的伊斯兰政权对犹太人较为宽容，同时两大宗教在半岛上角力，基督教势力并未占据优势，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大部分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创造了黄金时代。

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渐占上风，崛起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两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两国的女王和国王结婚后构建了西班牙王国的前身。他们消灭掉半岛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对不愿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实施大规模驱逐。

从西班牙迁出的这支犹人后来散布到南欧、中东和拉丁美洲，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

英国在13世纪末、法国在14世纪初比西班牙更早驱逐犹太人。相对而言，单一民族国家发育较晚，中央集权化进程较慢的中欧和东欧反而为犹太人创造了较为友善的生存空间。早年流散到德意志莱茵兰地区的犹太人以此为据点，从10世纪到17世纪不断朝着波兰、乌克兰、俄罗斯地区迁徙，这支起源于德国的犹太人被称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使用希伯莱文字书写的犹太化德语——意第绪语。

随着塞法迪犹太人遭遇大驱逐后走向衰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于获得一段时间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人口不断增长。他们11世纪初只占全世界犹太人的3%，到1930年代占犹太人的90%，现在则是全球犹太人第一大族群，占80%。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可谓群星璀璨，诞生过很多巨匠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些世界著名的犹太人，如海涅、罗斯柴尔德、弗洛伊德、马克思、托洛茨基、爱因斯坦……都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欧洲民间有深厚的反犹传统，通常对犹太人充满敌意，各国都有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隔离措施。犹太人只能在指定的狭窄区域生活，通行需办理许可证，缴纳路桥费要比基督徒贵两倍；犹太人还必须缴纳人头和佩戴犹太人的身份标志；他们没有居民待遇，不得进入学校读书，不得担任公务员和军人，也不得拥有土地务农。

所以，犹太人只能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这些行业需要有识字记账以及经营管理能力，使得犹太社会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这就是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工商界、知识界占据优势的历史渊源。

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犹太人长期成为各种阴谋论的受害者，著名的阴谋论有“血祭诽谤”——犹太人拐骗基督徒的孩子加以杀害，用他们的鲜血来祭祀；“井中投毒”——犹太人向基督徒的水井中投毒才导致瘟疫定期暴发；“犹太—共济会秘谋”——犹太人与共济会秘密结盟，制造各种灾害和危机以试图控制世界。

每当发生天灾人祸，这些阴谋论就会突然发酵，犹太人必然成为大众泄愤的替罪羊，会被驱逐、洗劫甚至屠杀。

直到19世纪，借助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工商业革命的兴起，犹太人口才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膨胀。时至19世纪末，全世界约有1150万犹太人，约700多万生活在东欧（波兰、乌克兰、俄罗斯），200万生活在中欧和西欧，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和北非犹太人加起来不到100万。

总体而言，西欧犹太人的处境自17世纪开始不断获得改善，犹太人重新进入英法等国定居，隔离制度在各地陆续被废除。法国大革命后，随着《人权宣言》的发表，西欧进步速度更快，至19世纪中叶，犹太人基本上获得了同等的居民待遇。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到19世纪中后期，西欧犹太人获得了渴望多年的公民权利，但各国民间的反犹主义却随着民族主义普及。民主政治推进，大众媒体崛起，种族优生理论的出现有增无减，只是不像中世纪表现得那么暴烈，而以各种阴谋论和谣言的形式流行，当然时不时也会爆发小规模的反犹骚乱。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媒体，热衷于操纵反犹话题获益，也总有一部分群众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却不断恶化。17世纪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哥萨克在沙皇政府的纵容下经常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为乐事。多个沙皇都曾发布逐犹令，随着俄罗斯帝国领土向西扩张，沙皇试图把犹太人的“隔离区”压缩在西部边境以及新征服的乌克兰和波兰领土上。

有两个重大事件促成锡安主义出现并受到越来越多犹太人，尤其东欧犹太人的支持。

第一件事是“俄乌反犹骚乱”。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民间反犹团体谣传这是犹太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毁灭俄罗斯。这个事件唯一跟犹太人扯得上关系的，就是刺客有一个亲密伙伴生长于犹太家庭。反犹骚乱首先发生在俄国西南部边境，随后蔓延至乌克兰，席卷160多个城镇，持续整整一个夏季，大量的犹太街区被焚为灰烬。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为了“保卫主要人口免于犹太剥削”，颁布了《临时法》，对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做出限制。他此后又陆续出台针对犹太人的教育、社会等方面的禁令，这些限制导致了犹太社区普遍陷入贫困，一直持续到沙俄解体。

第二件事是轰动西欧的“德雷福斯叛国案”。1894年，法国情报部门获得一份秘件，显示法军中有人向德国泄露法国军事机密，随后锁定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为嫌疑人。尽管证据并不充足，案件办理也非常粗糙，但在新闻界和民间反犹鼓噪中，德雷福斯仍然被判处流放魔鬼岛。情报部门两年后再次捕获情报秘件，显示真正的间谍根本不是德雷福斯。秘密警察局局长皮卡尔决定重新追查，副局长亨利却悄悄伪造材料，试图把德雷福斯案做成铁案。

少数的进步派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不断声援德雷福斯，作家左拉为其鸣冤后遭到反犹暴民威胁，一度流亡国外。1899年6月，德雷福斯被押回法国重审，他经受身心折磨，年仅39岁却已经秃顶和驼背，像一个老头。明明新证据对德雷福斯有利，但他还是被改判为十年徒刑。直到1902年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新总统才赦免了德雷福斯；1906年最高法院取消之前判决，为德雷福斯平反，恢复其军衔和名誉。这个案件被广泛报道和讨论，撕裂了法国政界、司法界和新闻界。

这两个事件深深触动了欧洲的犹太人。部分人开始反思，无论自己多么忠于所居的国家，仍然无法摆脱深厚的反犹传统阴影，而这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法国。

首先做出思想反应的，是生活在乌克兰敖德萨的犹太裔医生利昂·平斯克。他1882年发表《自我解放》，提醒犹太人在某些国家表面看似获得了平等权利，但这种权利随时可以丧失，尝到自由滋味的犹太人不会再放弃它。他建议，犹太人应集中到一块土地上去生活，以此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块土地应该就是巴勒斯坦，平斯克在东欧犹太人中掀起一股“热爱锡安”的运动。

沙俄反犹气氛之下，有几十万犹太人开始外迁，其中有少部分响应平斯克号召迁回巴勒斯坦，大部分朝着西欧和北美迁移。

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作家和记者赫茨尔，出席过德雷福斯案件的审判，原本他是被同化的犹太人，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赫茨尔1896年出版《犹太国》一书，与平斯克仅仅是“热爱锡安”和“迁回锡安”主张不同，他正式提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构想。赫茨尔是把锡安主义变成全球性政治实践活动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哈伊姆·魏茨曼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演讲，身为化学家、政治家的他，为筹建希伯来大学立下汗马功劳。

西欧犹太人对赫茨尔的构想反应较为冷淡，他们认为西欧没有犹太人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反而容易激发起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但赫茨尔在东欧犹太人中引起共鸣，激发大量年轻犹太人产生民族主义思想。

经过赫茨尔不懈努力地宣传与活动，甚至他自己砸进去不少钱，终于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白色底子、上下两条蓝带子、中间一颗大卫星的旗帜（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国旗）。从左派、中间派到右派，从世俗主义到宗教主义，全球有197名犹太组织代表出席大会，这是犹太人大流散之后首次国际性犹太人会议。

这次大会宣告成立犹太复国主义协会，通过共同纲领，选出国旗和国歌，推举赫茨尔为协会首任3。大会最后在一片欢呼声中闭幕。从这时开始，赫茨尔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与精神领袖。

进入20世纪初，包括大多数犹太人看来，重建犹太人国家仍然遥不可及，最多是个美好的梦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歇斯底里和天方夜谭。赫茨尔本人却是认真的，从一个风流文人变为沉醉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不知疲倦地游走于中东和欧洲的王公贵族、名流富商之中，试图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构想。

赫茨尔遭遇的困难比想象的多。他拜访过奥斯曼帝国苏丹，求见过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找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此砸下不少金钱，但希望一次次落空。移居巴勒斯坦的事业也不顺利，当时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的管辖之下，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经常被奥斯曼官方拦截和遣返，奥斯曼还颁布了禁止犹太人买地的命令。1901年，赫茨尔建立“犹太殖民托拉斯”，设立犹太国民基金，以协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这个公司三年仅售出100万美元股票。

历次代表大会上，赫茨尔仍然受到热烈欢迎，但代表们的焦虑和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因为他们见不到有太大的成效。赫茨尔本人一度想放弃“移民巴勒斯坦方案”，分别提出“移民西奈半岛”和“移民乌干达”方案，但都遭到了俄罗斯犹太代表团的坚决抵制。他们声称不同意任何背离巴塞尔纲领的方案，有些人甚至骂赫茨尔是叛徒，差点导致复国主义组织瓦解。

赫茨尔1904年召开和解大会，表示不会放弃巴勒斯坦方案，重新团结了复国主义组织。会后不久，他即病逝，从此登上了民族圣人的地位。

赫茨尔的成就从人气角度看，远远超过他所受的挫折。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代表逐年增加，仅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全球已有913个分支，增加了三倍，参会代表多达400余人，还吸引了各国大量的记者前来采访。赫茨尔筹建的犹太托拉斯后来演变为“英国—巴勒斯坦”，1950年则成为以色列国家银行。有了国民基金会，后来才可能建立农业合作社（基布兹）。

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历史进程带来的机会才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然，如果没有赫茨尔奠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犹太复国也抓不住机会。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参战各国以战争优先，任何偏离战争目标的活动都予以禁止，犹太复国主义几乎陷于停顿。

一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迎来一次契机。奥斯曼帝国解体，时任犹太复国主义协会3的哈伊姆·魏茨曼（后成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统）有“细菌发酵技术之父”的称誉，是英国颇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他的多项发明为协约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魏茨曼影响下，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宣言，赞成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恰好1920年英国受国联之托统治巴勒斯坦，激发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一次高潮。

奥斯曼解体之后，阿拉伯地区的民族主义同样蓬勃兴起，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多，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双方经常爆发流血事件。虽然英国当局只希望当地稳定，不想得罪哪一边，并几度颁发过移民禁令，阻止欧洲犹太人迁入，但最终结果既无法阻止暴力冲突，又两边不讨好。

1922年之际，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增至十万之众，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因为经济危机爆发，美国修改移民法案收紧欧洲犹太人移民政策，而纳粹在德国崛起，三重因素导致犹太移民大潮涌向巴勒斯坦。这个阶段移民来的犹太人，主要来自波兰和德国，他们的安置得到英美犹太社团的资金帮助。

二战爆发，才让犹阿两族的冲突暂停了几年。英国当局为了稳定开启反移民行动，在海上捕获还未靠岸的移民船，将欧洲来的犹太人扣押在拘留营。英国当局的政策激怒了犹太社团，战前冲突中，犹太移民建立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伊尔贡”“莱希”，把目标对准英国当局，炸毁派出所和雷达站，袭击拘留营。

1946年6月29日的“黑色星期六”，英国当局与犹太武装的冲突发展至白热化。英军袭击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委员会在耶路撒冷办事处，逮捕他们的65人；突查几十个犹太公社，搜捕数千人押往拘留营。与此同时，英美犹太社团在伦敦和华盛顿展开政治和舆论斗争，向政府施加压力。

英国1946年7月宣布了一个“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拒绝接受。被冲突折腾得焦头烂额的英国急欲从当地烂泥潭中抽身，宣布将计划交予联合国仲裁。联合国派遣一个委员会到当地研究完局势，提出“阿犹分别建国方案”。犹太人同意这个方案，但阿拉伯人予以拒绝。两大阵营的领头国苏联和美国都支持了这个方案，交由联合国大会表决后获得通过。

英国见抽身机会到来，立即表态将于1948年5月15日零时终止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从那里撤军。就在5月14日当天，犹太复国主义协会3古里安宣布：“犹太人国家正式建立，名称为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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