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50年代的存在主义和20世纪60、70年代的结构主义同为西方现代哲学的重镇。存在主义扛起了反对主客二分及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大旗，存在主义之后，西方哲学认识论模式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结构主义紧接着存在主义之后崛起，被西方思想家称为存在主义的掘墓人。结构主义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利用语言学理论，颠覆了存在主义的”主体性”哲学，开启了西方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大门。

和存在主义的影响相似，结构主义及其语言学是西方思想界的又一次重大变革。20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到西方文化诸多领域，如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教育学、美学、管理学、体育运动学等等。

从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上讲，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存在重大差异。存在主义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是独立存在的自由个体，结构主义否定人的主体地位，认为“结构”是本体，“主体”是一种虚构。

从西方哲学史层面看，“主体性”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线索。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哲学即把理性视为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到了近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思想家致力于探讨人的认识问题（现代哲学认识论），人作为认知主体始终占据核心位置。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理念”，感性仅仅局限于现象界。18世纪的康德综合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莱布尼兹）和英国经验主义（休谟），创立了“主体性”哲学认识论。

康德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源自“时空直观”和“知性范畴”的共同作用，不是世界产生了“人”，而是“人”产生了世界。康德所说的“人”是指人的先天知性范畴（因果、质、量），“世界”是指认识客体——由“知性”创造的经验世界。康德同时强调，人的道德经验同样来自先验范畴——普遍道德律令（人是目的）。康德把知识、道德、审美的来源全部归结为人的理性创造，这即是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基本精神。

黑格尔将认识论和存在论统一起来，主张理性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把人的理性认识视为绝对精神的显现。这种看法同样把人的理性能力视为认识主体。

胡塞尔把理性认识等同于笛卡尔的“纯思”，将“纯思”和观念世界统一起来，创立了一个自主、独立的认识世界。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仍然回归人的认识主体性。

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思想家把“主体性”归结为人的理性能力——纯思，把外部世界视为与认识主体面面相对的客体，这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西方哲学的局限性。

海德格尔、萨特提出存在主义，目的是用“存在论”取代“认识论”，用主客体统一取代主客体分裂，消解以理性认识为核心的主体性哲学，为西方哲学开辟一个新方向。

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还原的终点不是人的理性认识，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此在（Dasein）；人和世界的源始关系不是科学，而是“生存”；科学认识和理性有关，“生存”和科学无关，而是和人的情感、需求、意志、愿望有关。这是海德格尔早期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

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需要通过”存在”填补；在个人没有投身于”存在”之前，世界的意义是“虚无”，是人的现实存在创造了生活与世界的意义。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存在主义哲学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局限，把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的非理性联系起来，使得西方哲学从理性认识论转向现实存在论。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但存在主义哲学也有弊端，其虽然反对主客二分，却没有摆脱主体性哲学的拘囿，仍把人的存在视为主导环节和决定性因素，把世界的意义归结为人的创造（阐释学）。存在主义和认识论哲学的区别在于，康德、胡塞尔把“主体性”归结为人的理性；海德格尔、萨特把“主体性”归结为人的情感和理解。虽然着眼点不同，但立场一致——都把人的因素视为第一性，世界为第二性。

结构主义哲学另辟蹊径，运用语言学思维探求人的存在以及世界存在的意义，由此开辟出西方哲学的新方向——语言学转向。

简言之，自19世纪后，西方哲学开辟出两大方向，一是以叔本华、尼采、克罗齐、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转向，目的是反对传统认识论哲学，提倡人的非理性存在，如尼采的生命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欲望本能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二是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后现代思想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目的是否定人的主体性，提倡语言存在的本体意义。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共同左右着西方现代哲学的走向。

结构主义哲学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是历时性方法——从历史层面研究语言发生、演变的过程，此为传统语言学方法；二是共时性方法——把语言视为一个独立系统，研究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这是结构主义方法。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的“意义”并非独立之物，而是源自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比如“猫”（cat）之所以是“猫”，不是因为猫的特性，而是因为“猫”不是“狗”，不是“马”，不是“树”，不是“桌子”，等等。总之，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语言所指（概念）或能指（声音）的意义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自和其他语言符号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关系构成了语言的整体结构——语法规则。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核心思想。

比如现代汉语有汉语的语法系统（语法规则），英语有英语的语言系统，法语有法语的语法系统；语法系统作为整体性的语言规则不是经验存在，不同于人们所说的“言语”。

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做了区分，所谓“语言”是指语法系统，“言语”是指人们平时所说的话。语法系统是整体结构，无法说出（不出场）；“言语”是经验现象，是日常言语（出场之物）。换言之，语法系统是语言的本体，“言语”是语言的现象。索绪尔语言学即研究语言背后的语法规则——深层结构。

举个例子：人们平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符合特定的语法规则，否则别人难以理解。比如一个人想要表达“我去吃饭”的意思，他必须遵循汉语语法规范说：我去吃饭；其中，“我”是主词，放在前面；“吃饭”是谓词，放在后面，主词、谓词的顺序不能错乱，否则将无法交流。例如他不能这样说：吃饭去我，这种表达违反语法规则，没有意义。

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结构主义哲学运用索绪尔语言学方法思考事物的本质。结构主义认为，人文现象的存在没有独立本质，没有类似于原子式的独立特性，事物的本质来自和其他事物的“差异性”关系——整体结构（犹如语言单位的存在）。换言之，事物的意义由“结构”决定，不是由主观意识决定（如存在主义的“理解”）；并非主观意识产生了“意义”，而是“结构规则”产生了“意义”。用结构主义哲学的话说，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比如社会关系、道德人伦、文学艺术、体育竞技等等都存在深层结构，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是社会规范，文学艺术的深层结构是“原型”，体育竞技的深层结构是比赛规则（如足球运动有足球运动的”规则“，排球比赛有排球比赛的“规则”，各种球类运动的区别在于“规则”不同）。

结构主义阵营庞大，成员众多，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思想家主要以法国哲学家为主，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美学。

从哲学史层面看，结构主义颠覆了存在主义的主体性观念，把独立自主的“人”及其抽象“意识”拉下神坛；用“结构”（规则）取代“主体性”，“人”的存在成为“结构”的附属物。这是结构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结构主义的“结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结构，如房屋的结构，桌子的结构，文章的结构，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是一种源自人性的“结构”——“二元对立”概念。

结构主义认为，“二元对立”范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和人的先天理性有关。比如人们平时解释或表达事物，总是采用一些彼此对立的概念，像大小、上下、是非、黑白、善恶、美丑、男女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是人类理解事物的基本方式，类似于康德的先验范畴。

关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国道家哲学早已有所认识。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认识自然之道的辩证法，老子说：“道”既是大，又是小；既是雄，又是雌；既是黑，又是白；既有名，又无名。

庄子认为，事物的本质没有绝对性，无所谓是非、对错之分；事物的大小、是非、善恶皆相对而言，和人的主观意识有关。道家认识论辩证法包含“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可谓和结构主义殊途同归。

根据结构主义方法论，法国思想家福柯继尼采之后，提出了“人之死”的口号。福柯认为，存在主义宣扬的人的“主体性”并不存在，“主体”是一种理想和虚构；真正的本体不是“人”，而是语言“结构”（福柯称之为“话语”）。

福柯认为，普遍理性（抽象的大写的“人”）并不存在，人的理性并非客观、透明之物，而是蕴含权力或利益；人的理性观念来自话语建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要求女子具备一些传统道德，像三从四德、夫唱妇随之类，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封建社会的女性话语并非来自女性自身的特性，而是来自男权话语，是男权社会结构的产物。换言之，古代封建社会的女性角色和地位实指上和社会结构有关，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普遍理性。

结构主义产生之后，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遭到解构，人的自由“主体性”被“规则、结构”所取代，存在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开始崛起。这是结构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内在联系。

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是现代语言学革命的产物。语言学转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二是分析哲学，三是海德格尔后期存在主义。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主题。

后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延伸，如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德里达认为，语言学思维属于”关系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固定界限，不寻求事物的独立性；事物的存在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处于发散式的游离状态。德里达称这种关系性思维为“延异”。在德里达看来，事物的意义没有本质与现象之分，没有“在场”与“不在场”之分，本质即现象，现象即本质，彼此不可分离。

西方分析哲学同样和语言学转向有关，根据分析哲学的观点，传统形而上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为语言现象，可以从语言学层面进行解读，如“这是什么”、“存在是什么”，等等。

分析哲学认为，一旦把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语言学问题，许多似是而非的表述便呈现出来。比如“马是什么”这个命题，根据罗素的分析，生活中存在的只有个别的马，并无“普遍”的马。“马是什么”这个命题可以转换为另一个语言命题：这里有一种动物（个体存在），这种动物具有马的属性。如此一来，“马是什么”这个命题的逻辑意义便呈现出来：所谓“马是什么”实质上是指某一匹马的属性，并非指普遍之马的存在。

语言学转向第三个方面是海德格尔后期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前期通过思考人的存在探寻“存在”之谜，但这条路没有走通。海德格尔后期通过语言现象思考“存在”之谜。在《林中路》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物的存在意义（“是”）来自语言，语言敞开世界的“存在”。

比如诗歌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诗歌语言是最接近“存在”的语言，因为诗歌语言包含人的感觉、知觉、情感、愿望等非理性因素，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海德格尔称诗歌语言为“诗”和“思”相统一的语言。

与结构主义哲学相比，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更看重语言的指称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非语言能指或所指的“差异性”，所以海德格尔的语言论属于人本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语言论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换言之，海德格尔哲学更看重人及其生活的存在，属于现代性思维；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更看重语言游戏，属于后现代思维。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同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形态，各自在西方哲学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发挥了不同作用。存在主义消解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模式（原子论思维），结构主义消解了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把独立、自由的“人”拉下神坛。这两种前后相继的哲学潮流共同推动着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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