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先生：您好！

>儒林外史梗概（儒林外史梗概一到五十六回）

作为您的最早的粉丝，我一直关注着网络上对您的争议。可以说，当今社会，被人争议不一定是坏事，尤其是被人持续不断地广泛争议，简直可以说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

君不见，有多少青涩艺人，过气明星，草根文青，甚至专家学者，日里夜里想出名想得疯疯癫癫，失去了正常人的行为规范，动辄就弄出点动静来，或绯闻，或艳事，或惊世骇俗的言论，以博得大众眼球，可知现在社会上要想混出个人五人六来，时刻保持着高光名声的重要性。您虽然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名人，但沉寂久了也不是什么好事；也不要觉得那些技俩是年轻人的事，我们虽说上了点年纪，可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所以就让他们议去吧。

我想了一下，对您来说，前些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有的只是赞誉。特别是您的“红高粱家族”发表以后，又是转载，又是获奖，又是拍电影，一时风光无限。您那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般的才气和文风，一度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十几年，为一大批文学青年所膜拜。

对于您的争议始于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您获奖之前，除了文学圈里一批关注您的文青外，是没有多少国人关注您的获奖作品的。尽管您获奖的主要作品，追随标题党的风头，起了个十分性感十分诱惑的名字。

即便您获奖以后，我相信一一起码我熟悉的一些喜好文学的朋友一一也没有多少人买过并认真读过您的获奖作品。这并不是说您的获奖作品价值不高，可读性不强，实在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能够坐下来读书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细分起来，对于您的争议，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瑞典文学院给您颁奖时的颁奖词，这也是一些人诋毁您的直接证据。这篇由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佰格致辞的颁奖词。将您作品中描述的新中国1960年代以来的一些历史片段与近一百多年的旧中国的历史混淆在一起；将中国32165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以及建国初期人们艰苦奋斗的历程与旧社会人们的麻木、愚昧和遭受的苦难混为一谈。（实际上，您的获奖作品里，也正是这样描述的），这引起了广大网民特别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网民的反感。于是对您以及您的作品的争议开始多起来。

而您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大众化的有争议的人物，主要原因还是您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作品就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暗的成分。”

就是这样一段话，被人们广为争议，没完没了。凭心而论，您的这种“偏见”，本人也觉得偏得的确有点离谱。照此说法，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的文学，岂不是就剩下您自己的作品方能算作真正的文学作品了？下面我们就具体商榷一下这个问题。

一，就文学的体裁来说，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词曲〞、“戏剧〞、“寓言”、“民谣〞、“童话”、“杂文”、“记叙〞、“评论〞等等多种文体，这些文体中，全是用来揭露黑暗的吗？

二，如果第一个问题比较笼统，那么我们具体一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陋室铭》、《三都赋》、《岳阳楼记》、《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这些妇孺皆知的名句名篇名著，和从小伴我们长大，至今仍为孩子们第一读物的《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俠传奇，甚至包括您所推崇的塞万提斯的俠义骑士的系列传奇故事，怎么能一概而论是揭露黑暗的呢？

三，本人冒昧揣测一下，您的“偏见〞中所谓的“唱赞歌”，是不是指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中那一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因为纵观中国文学史，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那些歌功颂德、宫廷娱乐的诗文原则上算不上真正诗文，流传下来的也很少，与您所说的“唱赞歌”根本不匹配；而只有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中，那一批作品旗帜鲜明地突出了颂扬的主题。例如：《红岩》、《红曰》、《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谁是最可爱的人》、《雷锋之歌》等等。的确，这一大批被人们誉为红色经典的作品，主题基调的的确确是歌颂的，歌领中国32165中国人民为求翻身解放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歌颂建国初期，面对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组织起来，艰苦奋斗，重建家国的不朽业绩。也正是因为经典中歌颂的那一批先烈和前辈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辟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今天共和国的繁荣强大，才避免了我们这一代人极有可能继续在战乱和困苦中颠沛流离的悲掺生活。

这方面，但凡对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但凡还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承认的。您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体制内的名作家，享受着体制内优厚的待遇，乐享太平几十年，安逸舒适作学问，如今功成名就，又是怎样看待和反映那一段历史呢？

四，恰恰相反，同一段历史，同一个社会背景，您的作品反映的是另一种景象。以获奖辞中重点提及的作品《丰乳肥臀》为例，按您的说法，这是一本“献给母亲，讴歌母亲”的书。书中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百度的内容梗概是这样介绍的：“书中的母亲有八个女儿，分别叫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和玉女。老大、老二是母亲与母亲的亲姑父的私生女，老三是母亲与卖小鸭外乡人的私生女，老四是母亲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老五是母亲与光棍汉的私生女，老六是母亲与和尚的私生女，老七是母亲被四个败兵强奸后所生，老八是母亲与瑞典洋牧师的私生女。〞小说的其它方面我们就不涉及了，仅就书中描写讴歌的主人公“母亲”来说，就足以令人咋舌。不要讲在封建意识浓厚的旧中国，即便在道德观念开放的今天，即便生活再怎么艰辛困苦，世上能找出这样一个女性，一个母亲吗？当然，作品中的母亲是您“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塑造的一个人物。然而，文学的创作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绝不是脱离生活。塑造的人物尽管是虚构的，但应该是现实可信的，就像您在《生死疲劳》中写的那些驴、猪、狗、牛等畜类，尽管不是人类，但赋予了它们人类现实中真实的情感经历和特征，读起来仍然是可信的。神话故事中玉皇大帝如果宠幸几个小仙女，仍然勉强可信，但是如果写王母娘娘今天与这个乱伦，明天与那个私通，就有点胡说八道了，因为这颠覆了人们固有的认知。您塑造的这样一位“母亲”，同样是这个道理，不信我们去高密东北乡任意找出一个人来问一下，哪一位有勇气承认或认可自己的母亲会是那个样子？〞

五，我们再回到文学是“歌颂”还是“揭露”的话题。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毋容置疑，近、现代作家们的文学成就，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是无法相比的。所谓的“歌颂”、“揭露〞，只是今人强加给文学的政治色彩。古代文人们的写作，主观上是不会有“揭露〞和“歌颂”的使命感的。他们只是借助文学的形式，或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或形象、艺术地再现当时社会的真实状貌。无论是抒情言志的诗词歌赋，或者寓意载道的长篇著述，都是历史场景和人物风情的真实再现。一部《诗经》“反映了劳动和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一部《红楼梦》，由于写了上到宫庭贵族，下到凡夫走卒，并由这些人物故事的发生发展演绎了“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衰落过程，则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会书”。这些文学作品，怎么划分都不能简单定义为“揭露”或者“歌颂”，正如《红楼梦》卷首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当然，明显单纯地突出揭露和讽刺的作品也有，例如《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但那也是对当时那个畸形社会的真实写照，当时的官场就是那个样子，部分文人就是那个样子。至于说这些作品实际上起到了“揭露”、“批判”的作用，只能说这类作品无意之中具有了社会批判的功能，而并非专门用来“揭露“和“批判”的。这正如说“女人是能够生孩子的”没有错，如果说“女人是用来生孩子的”，就是对女人的歧视甚至是亵渎了。而且，这些作品的作者，以当时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情度，其认识也不可能上升到“批判、揭露〞层次。

五，尽管我不赞成文学是用来“揭露〞或者“歌颂〞的，但我认为，文学的创作是有“阶级立场〞的，这个词儿虽然多少年不提了，但并不说明它不存在了。民谚云：“官护官，民护民，土地爷护着二郎神〞，一个作家在写作时，站在或者说其处在什么阶级立场，他的作品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相应的“褒〞或“贬”的倾向。

《水浒传》是大众熟知的一部名著，施耐庵官场失意隐于民间，接触到的是民众的疾苦和“官逼民反”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所以我们在他的《水许传》中更多的看到的是对压迫的抗争，是众好汉们的“义”和“信〞，是除暴安良，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显而易见，他对梁山好汉们是站在褒的立场上的。尽管书中也写了部分人物的凶残和嗜杀，（如李逵、武松的滥杀无辜，张青夫妻的“人肉包子等）但都无损于他对起义军的肯定的主题。

而同样的一个人物群体，在俞万春的《荡寇志》里，则完全成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盗匪。这也是俞万春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他的父亲，就是一名镇压农民起义的军官，俞万春子承父业，追随其父，东征西杀，战功卓越，也是一名手上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他把农民起义军写成那个样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官军也自然成了安抚黎民百姓的仁义之师。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书中“褒刘贬曹”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尽管史学家们对曹操这个人物多加肯定，但在书中却是以一个“奸雄”的形像出现的，在民间更是成为“奸、诈〞的代名词。而以刘备为代表的“汉室正统”后人，则被写成了“爱民如子，忠孝仁义〞的楷模，以至于民间广建庙堂，膜拜祭祀。这也是由罗贯中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红色经典，作者们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本阶级的立场上，书写出了那段历史中一幕幕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场景和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也不能单纯地说是歌颂，因为这些作者中，有许多就是那些场景的亲历者和参入者，是那众多英雄人物中的一员。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扬益言，都在国民党的重庆渣滓洞被关押过；写林海雪原的曲波，就亲自带领过剿匪小分队，扬子荣是他的亲蜜战友；写《暴风骤雨》的周立波，曾带领土改小分队人参加过东北地区的土改；而写《艳阳天》的浩然，曾在基层农村工作过多年，并担任过村支书，经历过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他们写得那些历史场景、事件人物，所有史料都是翔实的，所塑造的人物都是真实可信的，并没有刻意的拔高和夸大，更不是某些人污蔑的“高、大、全”之类。

六，综上所述，即然文学不能简单地赋予其“歌颂”或是“揭露”的功能，那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当然也不是像您所说：“与科学相比……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用处。”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何必那样自轻自贱呢？试想，如果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只剩下了自然科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冷血的机器人世界？所以说，文学、人文科学不光有用，还是人类文明成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文学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绕开那些抽象概念，我更喜欢“精神食粮”这一说法。人类能够逐渐从“饮毛茹血〞的原始状态成长为“文明人〞，文学的作用功不可没。我们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基本框架“公忠、诚信、孝悌，礼让、仁义、廉耻”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传承下来的，文学从中起到了其它方式无法替代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我们俗常说的“读书明志”、“知书达理〞、“腹有诗书气自华”，都说明了读书对提升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重要性。

即然称为“食粮”，当然要讲究“营养健康”，综观中国文学史，那些卷帙浩繁的篇章典籍，大都是“营养健康”的。我们的先人们，从中学会了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道理。他们中的精英，超越了“修身、齐家”的层面，成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栋梁。我前面提到的那部分“红色经典〞，更是将“理想、信念、奋斗，为普天之下劳苦大众谋福利”与传统的道德理念揉合在一起，形成了最先进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影响了整整两代人，这两代人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和巨大成就，如江河山岳，显赫在目，世人共瞻。

反观近几十年的文学园地，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些什么东西？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相当一部分作家丢掉了起码的道义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作品罔顾历史真像和生活的真实性，把文学的认知作用变成了“发泄私愤、渲染偏见〞的戏法；更有一些即便在封建王朝也要被封禁的“扒厕所”的“腥臭文字〞，在当今却大行其道，将神圣的文学殿点堂弄得污秽不堪。这样的文学，“审美作用”就更谈不上了，实际上起到了“精神鸦片〞和“诲淫诲盗”的教化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粉丝，我不认为您的某些作品也属于此类。但您作为一个雄居文坛多年的大家，一个享受高干待遇的作协副3，看到人们普遍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陷”，看到那些突破人伦道德底线的事件一再发生，又作何感想？不觉得当今一些文学作品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吗？

七，最后，回到对您的爭议话题上。当然，正面对您肯定、推崇的也有，但据我观察，大都是文学圈里的部分同行和学术界所谓的学者的声音。问题的关健在于，文学，毕竟是大众的文学，文学这棵大树，只有立足于大众，扎根于大众，才能根深叶茂，才能长盛不衰。如果只成为一帮气味相投的文人之间自嗨的把戏，那才真正是文学的悲哀。

对您的争议，或许还将继续下去。真心的希望，您能以更多的大众满意的作品结束这场争议，而不是因大众的失望而对您失去兴趣。

以上浅陋见解，实属班门弄斧了，若有冒犯之处，还望海涵。

顺颂秋祺

二0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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