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在希腊文明光辉闪耀的时候，艰难创业，变故频仍，建立起包括大部分欧洲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拉丁姆的一小批村落，如何能在以地中海为中心，从苏格兰到美索不达米亚，从撒哈拉沙漠到喀尔巴阡山脉的世界中，产生一个泱泱大国？

>罗马文明（罗马文明分为哪三个时期）

接着，在公元2世纪初，在图拉真和哈德良统治下，帝国达到鼎盛时期。这时要有一个停顿，以便将罗马文明内容做一概述。罗马文明是统一的因素，它给整个欧洲打上标记，虽然在各地区深浅程度不同，但往往都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是帝国潜在、缓慢的解体和日耳曼诸王国的兴起。日耳曼各王国的形成与罗马的活力持续削弱有密切联系，尤其是罗马对定居在边界内外的外来居民同化的能力减弱。罗马与这些流动的民族通常能和平往来，但是在许多地区也发生暴力行动，流传着“大入侵”的说法。但是关于帝国庄严伟大的记忆却长久留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东罗马帝国的持久存在。随着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的出现，也酝酿着帝国在西方的复兴。

一片沼泽地，周围有几座山丘–传说有七个山丘，其实还可列举好些–近处有一条河，台伯河，那时流量大概比现在大得多，要监视过河的也很容易。这就是罗马的位置，其战略位置尤其重要，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这座永恒之城的特殊命运。

关于罗马的起源众说纷纭，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从城市的诞生到记载转述城市的情况，中间相隔了许多世纪。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历史著作，都是奥古斯都建立帝国时期的作者写的；帝国是新的政体，但是奥古斯都却希望帝国像是罗马光荣历史的复兴。因此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把拉丁人是特洛伊人后代的神话加以发展，而这段神话已赋予罗马的创建者罗慕路斯以英雄、神圣的亲子关系。提图·李维(公元前54～公元19年)的《罗马史》也依照这种精神，赞扬罗马早期的优异特点，因而难免有些沙文主义的色彩。

这种历史加传说的说法，长时期为人们所接受，到19世纪晚期，被史学家的系统批判全盘否定。现在的历史学家采取一种更具细微差别的批判方法。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对最古老的罗马所进行的考古研究–在罗马广场或在帕拉丁山丘，或是在更远的遗址上–表明，这些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叙述，就是历史现实的反映，在缺乏历史事件细节的情况下，这些叙述使我们能理解历史事实的深刻意义。

例如，考古学家认为，在帕拉丁山丘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址遗迹，不会超过公元前8世纪中叶，这样便肯定了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的传统说法。但这绝不是什么城市，而不过是有些简陋小屋的若干村落，人们发现在地上挖出的小屋的浅浅地基。

我们都熟悉提图·李维的一段叙述(《罗马史》，Ⅰ，9～13)，其中提到希望传宗接代的罗马男子劫掠来萨宾妇女，罗马人和萨宾人的战争和随后双方和解–这些萨宾妇女居间为他们的父兄和丈夫调解–以及两个民族的结合。叙述还指出罗马妇女的地位，当然在法律上她们的地位是低微的，但是使双方和睦，结束战争，她们却是完全的保证。叙述也证实不同的居民在罗马的汇合，其中有来自沿海平原的拉丁人，有从附近山上下来的萨宾人。

另外还有些段落指出伊特鲁立亚人更加重视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在与被征服的坎帕尼亚的交流往来中，控制罗马的战略阵地至关重要。实际上，在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时，肯定罗马已在伊特鲁立亚诸王控制之下。伊特鲁立亚人把村落联盟变成一个城市，构筑围墙将城市围绕起来，并且称之为“塞维·图里乌斯城墙”。他们还开挖水道(Cloacamaxima大排水渠)，排干城内的沼泽地，在那里建起一片广场，这个广场就成为城市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后来变成古代世界的中心。

罗马宗教中的伊特鲁立亚痕迹尤为明显。信徒应努力理解无所不在的诸神递送给他的信号，得到诸神的庇护，如观察鸟的飞翔或献祭的动物的肝。

伊特鲁立亚人还有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那就是文字，因为拉丁语字母表就出自伊特鲁立亚字母。如果考虑到拉丁字母从此便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就可以估量这项遗产的重要意义。

伊特鲁立亚在南部被希腊人的抵抗所阻挡，在北方，受到凯尔特人入侵波河平原–这时被称为内高卢–的威胁，因而趋于衰落，罗马乘此时机摆脱了以塔克文王室为代表的伊特鲁立亚人的统治，公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国，这是罗马历史上的决定时刻：王权观念从此被排除在罗马政治思想之外。不过不能因此便对共和国这个词产生幻想。如同当时希腊城邦的僭主一样，王政还得到民众的支持。共和国的建立是贵族的胜利。

与罗马的编年史作家散布的看法不同，贵族与平民的社会对立并不是始于罗马建立之时。实际上，在公元前6世纪末，最知名的家族即世族便自称是源自最显赫的真实或神话式的祖先，他们在自己周围聚集许多被保护者，最后与出身卑微的人区别开来。出身卑微者除了人数众多外一无所有，这就是平民。而贵族就是世族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手中垄断着权力。

平民不顾贵族等级的奢望，奋起反抗，甚至发展到在阿芬丁山闹分裂，要建立与贵族邦并行的平民邦。

不过逐渐出现的一些变化，促使贵族在城市政治生活中向平民做些让步，当然这种让步也是审慎的。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十二铜表法”–这大概是刻在12块青铜牌上的法规，竖立在广场上–就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虽然从传流下来的内容看来，仍然大大有利于贵族，但从此有了一套成文法，成为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源泉(提图·李维：《罗马史》，Ⅲ，34，6)，这一事实就是一大进步。如果考虑到罗马法后来产生的影响，现在在欧洲和世界上仍然受到重视，那么就可以理解制定成文法的重要意义。

共和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各种权力分立的基础上，政府各机构实行互相监督。

公民大会即公民群众的会议，大会选举行政长官，表决法律和决定，表面看来公民大会是民主的，实际上是由富人控制的。

行政长官掌握行政权；为了避免恢复到变相的王政，他们集体行使权力，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逐渐又建立了行政官员任期秩序，即逐级升迁的历程：凡是想获得显要职位的，必须先后担任过财务官(管理财政)、市政管(市政管理)、大法官(司法)、执政官(总政策和指挥军队)。

在这些职务之外，还有平民的保民官，于公元前494年设立，任职者必须为平民，他们对其他行政官员所做的决定有否决权。这是不可侵犯的权利。

元老院由原来的行政官员组成，仍带有贵族政治的性质，因为它是罗马统治的核心。

先天的贵族，金钱力量的上升，“被排除在外”的人要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三股动力，这时已在罗马的共和国内出现。这三股力量的平衡承受不起罗马征服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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