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初元年（237），曹叡为自己拟定了“魏烈祖”的庙号。

按照礼法制度，庙号与谥号均应在君主死后议定，因此曹叡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一致讥讽。

元代学者胡三省，便表示曹叡之举“非礼也”，清代学者亦称“曹叡方在，而先定庙号，可笑无过此者”。非议态度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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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在阼，而其下先拟定庙号，非礼也。–《资治通鉴注》

其实这些后世学者，在非议曹叡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曹叡无子，且在景初年间（237-239）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糟糕，随时有可能死去。

显而易见，曹叡担心自己死后，继任之君由于不是自己的嫡系子孙，有可能将自己请出庙廷祭祀之列；所以才坚持要在生前确定庙号，并宣称“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根本原因，无疑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

本文想根据曹叡拟定庙号一事，论述历史背景并分析其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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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叡在拟定“魏烈祖”庙号的同时，还发布了一道诏书，表示“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

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迭毁

三祖之庙，即太祖曹操庙，高祖曹丕庙与烈祖曹叡庙。在曹叡看来，此三庙神主（即祭祀牌位）是永远不可以被撤下祭坛的。

这与庙礼制度有关。

魏室的庙制在三祖时代各不相同。曹操在“始建社稷”时（213）立五庙；曹丕践祚后（220）改为四庙；曹叡景初年间（237-239）确立七庙制。

七庙之制，取法《周礼》中的“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

所谓的七庙制，即庙廷中放置七个祖先牌位以供祭祀。始祖牌位居中，两侧分别为三昭三穆，呈品字形排列。

在曹魏的庙制中，曹丕神主在左，为昭祧；曹叡神主在右，为穆祧。

但是如果一个王朝的统治时间足够长，那么受到祭祀的君主便会越来越多，七个牌位显然不够用，所以会从庙廷中撤走一些前代的君主牌位，为“后来人”腾地方。这就是诏书中“其余四庙，亲尽迭毁”的含义。

注：亲尽迭毁，即根据血源关系的疏远程度，按照顺序替换宗庙中的神主牌位。

曹叡的想法是，曹操、曹丕和自己的神主，要永远摆在魏室祭坛中，绝不允许撤走；如果后世之君想要进祖庙（在七庙已满的情况下），那可以依次撤换除“三祖”之外的其余四个牌位。

其实曹叡在世时，曹魏的皇帝（包括追封的皇帝）也仅有五位，即高皇帝曹腾、太皇帝曹嵩、太祖武皇帝曹操、高祖文皇帝曹丕，再加上曹叡自己。

注：曹丕在位时，曾祭祀过远祖曹萌。曹叡登基后，曹萌由于昭穆疏远被撤下牌位，见裴松之注解，文多不引。

换言之，在祭祀牌位尚显充足的情况下，曹叡本不应该担心“毁庙”的风险，但他还是坚持在生前立下庙号，并定下“万世不毁”的规矩，这无疑有特殊的政治考虑。

曹叡最大的担忧，便是自己没有亲生子可以继承统绪，因此害怕小宗继统之后，会在祭祀礼法上怠慢自己这个养父。

曹叡去世时，膝下并无亲生子。他虽然耽于女色、逸乐无度，但生下的皇子却一个接一个地早夭。

按照《魏书》记载，曹叡的三个亲生子，清河王曹囧，繁阳王曹穆，安平王曹殷，均死于婴孩时期。其女儿曹淑也是出世旋死。活下来的只有一个齐长公主。

明帝爱女曹淑薨，追封为平原懿公主

曹叡子嗣的健康状况问题，连魏国大臣都知道。司徒王朗便曾上奏，称刚出世的皇子不宜过度保暖，否则有患病早夭的风险。

按理，臣子议论宫闱之事，甚至延伸到王朝的未来统绪，本身是很大的忌讳；然而曹叡不仅没有责备王朗，反而夸奖他“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可见曹叡求子心切，乃至不顾宫廷禁忌。

此事侧面反映出曹叡的子嗣体质不佳，乃是群臣的共识，甚至需要公开上疏，建言献策。

不过无论王司徒如何献计，还是改变不了“屡失皇子”的现象。因此曹叡为了后世之计，不得不偷偷过继宗室子弟，蓄养宫中。

明帝的两位养子曹芳与曹询，身份保密工作做得极好，连陈寿都表示“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明帝养曹芳及曹询；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隐瞒养子的存在当然有其目的。可见曹叡内心依然没有放弃幻想，希冀有朝一日可以诞育亲子，承继大统。

不过随着曹叡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他也再未能生下一儿半女，最终面临血脉断绝的事实。

虽然曹叡有两位养子，但“养子继统”存在极大的隐患。这些养子一旦上台，往往会尊奉自己的直系先祖，而排斥养父的法统。

这种事情在东汉时曾屡次发生。

比如汉灵帝以小宗身份入承桓帝统绪，登基之后却反过来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帝，封生母为孝仁皇后，甚至还追封其祖父为孝元皇帝，严重破坏了东汉王朝的统绪。

虽然父子之情乃是天性，但这种“罔顾礼法”的行径，无疑会造成很坏的示范作用。

董卓秉政时，东汉和、安、顺、桓四帝的庙号均被褫夺，而这四位皇帝的相似之处，便是大多子嗣早夭，由外藩继统。

其中安帝与顺帝虽是父子，但顺帝在东宫时亦曾遭遇废黜，帝位一度落入北乡侯之手。

显而易见，四位皇帝身后承继宗祧的国君，并未尽到应尽的义务，最终“尊崇未至”，为四位皇帝的神主在后世被毁埋下祸根。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曹叡无疑也担心自己死后，养子会尊崇生父，反过来贬抑自己这个养父的地位和法统；因此曹叡在“三祖之庙，万世不毁”之外，又额外加上一道保险。

早在太和三年（229），曹叡便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绝嗣的风险，因此他立下制度，称一旦后世出现小宗继统，那么承祧之君必须“尊奉公义”，不得“复顾私亲”。如果有大臣敢妄议朝政，蛊惑君主追尊其亲生父母，那就“诛之无赦”。

君王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不得复顾私亲

这无疑是曹叡心态的真实反映，侧面也可以证明，曹芳与曹询一定是曹氏子弟，所以才会有“追尊父祖”的隐患。一说曹芳是曹彰之孙、曹楷之子，或可参考。

曹叡在景初元年（237）为自己定下庙号，存在不得已的原因。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理想，距离驾崩不远。

景初是曹叡的最后一个年号，仅仅使用了三年。实际按曹叡改元于青龙五年（237）三月而崩于景初三年（239）正月的记载看，曹叡在景初年间一共就活了两年不到。

陈寿在《明帝纪》中对此问题埋下了很多暗线。

比如景初年间（237-239），曹魏频繁出现星象异常，“月犯荧惑”、“月犯心距星”、“月犯心中央大星”频频出现，“月犯心中央大星”甚至一年内连续出现三次。在最后一次星象异常之后，紧跟着便是“帝寝疾不豫”。

在术数理论中，星象与人间是存在对应关系的，星象的异常便意味着人间的动乱。在明帝“寝疾”四个月前，又有“彗星见张宿”。《宋书》对此解释为“兵丧之兆”，清代学者何焯亦表示这种星象代表“天将除曹氏”。

《三国志》中没有《天文志》，因此陈寿将星象记录杂糅进帝王本纪，实际是借天象来隐喻人间之事。

换言之，曹叡统治末年的“月犯荧惑”、“月犯心宿”、“彗星见张宿”其实均是预示其寿元将尽。

结合景初年间（237-239）明帝先后两次下达大赦令，可知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一般而论，如果没有特别值得庆祝的大事，大赦往往是为皇帝“祈福延命”的手段。

魏明帝寝疾不豫

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曹叡在景初元年（237）要不顾礼法，强行为自己拟定庙号，同年年底他甚至把其生母甄氏的神主搬到了洛阳。

由于甄夫人是被曹丕赐死，因此最初立庙于邺县。曹叡将生母的神主搬到洛阳，无疑是为了提前完成心愿，避免天不假年，遗憾终生。

实际从曹叡临死前的一系列举动看，他不仅“病急乱投医”般崇信巫女，还屡受奸臣蛊惑，数次更换顾命大臣之选，明显已经神志不清。

按《汉晋春秋》记载，曹叡在“气微”的情况下又挣扎迁延了许多时日才驾崩，可见并非急症，而是慢性疾病。

按《明帝纪》的相关线索来看，最晚在景初元年（237），曹叡已经预料到自己命不久矣。

诚如开篇所述，曹叡生前为自己议定庙号的行为，虽然貌似荒诞，但并非纯粹的“任心而行”，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根本目的，便是从制度上断绝小宗继承人“复顾私亲”的可能性。即太和年间诏令的核心所在。

景初年间的曹叡，身体日益虚弱，随时面临“寝疾不豫”的风险，因此才会抢在有生之年完成未竟心愿。

曹叡议定庙号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它与太和年间的诏令一脉相承；也和之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有密切联系。

确定“烈祖”庙号之后（237），曹叡寻即大赦，又将生母神主迁至洛阳，翌年（238）又大赦。频繁的赦令与异常的星象，无疑反映出曹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从另一方面看，“三祖之庙，万世不毁”既可以反映出曹叡对身后事的担忧；又可以反映出曹叡对自身功绩的信心。

曹叡虽然在个人生活上荒淫无度，但在国政大事上却懂得举贤任能，多次粉碎吴蜀的进攻，可谓于事有功。

按曹叡生前议定“烈祖”庙号的行为推断，“明帝”的谥号也很有可能是在其生前定下。按谥法，照临四方曰明，可见曹叡对自身功业很有几分自负之情。

明帝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

在曹叡看来，像自己这般“照临四方”的贤君圣主，绝不能因为小宗继统而导致“宗庙迭毁”，所以极其严厉地立下遗嘱，要求自己的神主牌位“万世不毁”。

讽刺的是，曹叡死后十年（249），魏廷权柄便沦陷于司马懿之手。按照曹芳、曹髦均为废帝的记载看，自曹腾至曹奂，魏廷宗庙的神主甚至凑不齐七个，连“天子七庙”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与曹叡的设想大相径庭。

历史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此。

曹叡本以为魏室的统绪可以延续至千秋万代，因此提前在宗庙中给自己预留了一个“万世不毁”的位置；不料自己驾崩未久，国祚便尽归司马氏，所谓的“万世不毁”也终成南柯一梦。可见人算不如天算，悲哉！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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