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的光景，一提到“百万富翁”，谁都知道这指的是江西吉安的周扶九。据说他的钱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数额。当时他的房屋、店铺、工厂、盐田遍布湘、鄂、皖、赣四省，甚至他还投资了铁路和水电，真可谓是名噪一时。

>一吊钱是多少（一吊钱是多少两银子）

25张盐票起家

周扶九原名昆，字泽鹏，号凌云，吉安县高圹店下新屋村人。清道光辛卯年（1831年）出生在一贫苦农家。父亲为人老实，靠租种几亩薄地为生。

周扶九自幼聪明机警，其父便送他读了几年私塾，也算能粗通文墨。16岁那年经同族人介绍，荐往湖南湘潭周永孚笔墨店当学徒。周永孚笔墨店是店下村周福田、周星垣开设的，资本雄厚，当时在赣、蜀、滇、桂、粤、湘、鄂、皖八省都设有分店。

周扶九在学徒时吃苦肯干，并且能很好完成店主交办的事，三年之后，便登上了先生台阶，更受店主器重。22岁便被派为驻广州庄客，全权处理一切经营事宜。

1850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两年之后节节胜利，清军望风披靡。“周永孚”放账很多，店主写信给广东的周扶九，要他赶快收回账款回湘。周接信后，不敢怠慢立刻追账，除收现金外，凡是值钱的东西，票单一律折价收取，因此附带收到25张盐票。

当时盐票价值低，一张只抵20两银子，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可抵500余两。不料等周回湘结账时，盐票已跌得没有价值可言，结果受到店主斥责。周扶九不敢申辩，愿意赔偿，请求店主从自己工薪中扣除。店主只好说：“既然如此，那25张银票就归你了。”周扶九把盐票带回家，也没当一回事。

谁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1865年曾国藩任两广总督，命令恢复盐票，盐业官督商办，宣布凡持有湘、鄂、皖、赣盐票的，按照每年春纲秋纲，一年两运，无票不能运盐，因此盐票大有起色。

周永孚店老板看到盐票又起作用，便要周扶九把盐票拿回来，再商量合理解决办法。周扶九当即回家取票，不料出门时盐票漏在床底下，回到店里打开包袱一看，盐票不翼而飞。不管如何解释，周永孚店老板认为他欺骗失信，于是借故将其开除。

周扶九失业在家，只好靠摆摊维持生计。一天，他妻子谭氏打扫房间，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卷字纸，便随手放在针线篓里。周扶九回来一看，竟然是丢失的盐票，喜出望外。于是写信给周永孚店老板表明心迹。店老板收到信后，考虑到时隔太久，且已经将人开除并扣了薪水，再要回盐票也不合情理，便客套一下作罢。

周扶九见店主如此态度，便心安理得地把盐票拿出来租了。租运一次每纲获利七、八百元，最后涨到四千多元，直到每票值一万五千元之巨，不过数年时间他就腰缠万贯。

于是周扶九不再出租盐票，改为自己运盐，在1868年-1875年间，先后在扬州建立“裕通和盐号”，后又兼营钱业，先后设有湘潭的裕通源钱号，常德的德裕孚钱号（后改为“裕通恒”）和裕通和盐号，吉安的裕长厚、裕通两家钱号和天益当铺。

又过了几年，周扶九在汉口设立裕德厚、裕茂隆钱号，在长沙设立裕恒益钱号，在南昌设立裕厚昌钱号、裕康盐号、裕厚隆纱号，在赣州设立裕盛隆钱号（后为德康钱号），在上海设立裕大钱号、捷安轮船公司、德丰米厂，在九江设立裕丰厚钱号……后面又把扬州的总号“裕通和”迁至上海盐师路长春里时，改名为“裕记”总号。经理前后有周德毓、周声高、周子钟、王光兰、周献章等人，大多是周扶九同族本家。

赶着发行纸币的好时机，周扶九的每家钱号都可发行一吊钱一张的花票，因为携带方便，他的钱号发行的花票可值数千万吊，因此他能在数十年间便坐拥三千多万元巨款。

处世刻薄视财如命

周扶九自奉简朴，传说他一生不穿绫罗绸缎，皮毛狐裘，从未吃过山珍海味。虽然已是富甲四省，仍是布衣布鞋，出门走路。在上海时人家劝他外出雇车，他说：“这么宽敞平坦的马路，还要坐车，岂不可惜。”

有一次，周扶九经过海宁路，有人向他借钱未遂，便用石灰将其一只眼睛打伤，从这之后才买了一辆人力车。

据说，他还请人用檀香木雕刻了一条鱼，蒸煮熟成黄色，每天吃饭时用盘子盛上桌面，进食时用筷子点着木鱼对妻子儿女说“有鱼（余）、有鱼（余）啊，尝（上）尝（上）！”

在洪都府为重建江西万寿宫的庙宇时，答应捐献二万元，可是实际上只交了一万元。

他还在吉安办过一家凌云工艺厂，拨款五万元。该厂是将县里孤儿招收起来，以工代赈，教他们学做木、竹、藤器一类的东西。后来因为负责人不善经营，又从中舞弊贪污，致使资本亏蚀，剩下一半资本被周收回。

死后奢侈子孙败家

周扶九身形魁梧，脸方鼻高，两眼精光四射。他一生喜欢奔波操劳，加上没什么不良嗜好，1920年才于上海逝世，享年90足岁。当时丧事办得极其奢侈，在上海盐师路长春里开吊达七天之久，送来挽幛挽联两千余幅。

周家在外省的各店号都派有专人收受，亲戚朋友送来祭奠礼品，随时回敬描金饭碗几只，毛巾四条，素饼几盒，灰色或白色薄绸二尺至六尺不等，还发给送礼物的脚夫现金二成，其回仪的多少，按所送的礼品价值而定。

出殡当天更是盛极一时，执绋者有来自各省的亲戚朋友，上海市商会和工商业公会、团体、大中小学生、市里各机关、军警、各国侨民、中西乐队、西藏喇嘛僧、和尚道士一应俱全，送殡的汽车、马车、人力车长达三四华里。

所过街道马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凡非送殡车辆，一律禁止通行，由周家包偿营业利润。沿街商铺与住户，凡和周家有交往的，就在门口摆祭，路街祭完，即散发素饼、毛巾作为回敬。

抬周扶九灵柩的两副龙杠，是从北京租运来的，为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殡时所用过的。扛夫是蒙古人，也是从北京雇来的。随行人员久经训练，脚步整齐，所穿衣帽服装都是清室皇宫那套，可谓穷奢极侈！

出殡也就是摆阔气显威风，只是在上海几条大街上转转，次日，灵柩便用专车运回江西吉安老家。起先葬于高塘乡乌石榆树下，后改葬于庐山莲花峰。据说，那次丧事花费三十多万元，办事人员趁机大捞油水，周扶九子孙无一精明能干，只能听之任之。

周扶九发迹之快和败家之速，均属罕见。他妻妾三位，子女六人，孙五个。长子次子虽已婚配，但都早离人世。三子从小夭折，四子周徽阁是河南省捐班候补道，未曾到任。五子周锡藩，做到七品京官，经常寓居北京，巴结清朝肃亲王，送礼聚赌，先后耗财一百多万元。只有六子佐理家务，后因其五岁独子被盗匪绑架，忧郁成疾也离开人世。

周扶九管教子女颇为严格，但无奈后人不贤，吃喝嫖赌，大肆挥霍。各房子孙背着周扶九捏造招牌，扯用大宗款项，包认重息。各号经理也怕得罪少东，狼狈为奸，如此以往，家业自然慢慢衰败。

可惜一代商业巨子，却昙花一现。如电光石火般，消失在江右商帮的灯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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