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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化党的思想为自身血肉”。不过，既然存在着“相连地进行”和“化”的过程，就表明二者仍有距离。这种要求显示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主体本质的建构要获得合理性，除了将意识形态转化为“历史权威”之外，还必须诉诸人物可理解的性格特征。这种可理解的性格特征的内涵是什么，获得“真实性”的可理解性又从何而来？这是《创业史》出版后围绕梁生宝形象塑造而引发的一场争论的一个焦点。争论的一方从艺术价值（成就）的角度认为梁生宝的形象不如梁三老汉来得立体和丰满，其原因是作者没有“紧紧扣住”“农民的气质”，并将此归结为作家的生活根基还不够“丰厚”。而之所以“怀疑这个人物（指梁生宝）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怀疑这个人物的灵敏的政治眼光和理论水平，怀疑这个人物发现生活中平凡事件的深刻意义的可能性”，是因为“用一个并不恰当的艺术标准套在新人物的身上”，且这种艺术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争论的另一方则将梁生宝的性格特征阐释为“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的“革命新人”。有研究者将阿Q、朱老忠、梁生宝这三个人物看成是具有历史目的发展过程的三个标志，这既表明了梁生宝的新本质和阿Q、朱老忠的具有质的不同，同时也为梁生宝本质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前提。“旧农民”和“新农民”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意味着两种话语的转换和新的主体本质开始建立，“新农民”形象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形象”，意味着这也是文学中新国家的主体本质和现实意义秩序的建立。不过，以往的文学传统仍不可漠视。就像人们尽管承认梁生宝新本质的存在，但还无法将这种存在视为“自然”，还要诉诸合理性的证明一样，新的文学想象由于缺乏历史的累积还难以将自身的文学经验沉淀为“惯例”和阋读期待并进而形成新的“传统”。不过，就《创业史》的写作来说，它在总体上是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这里的总体不但是指“主题”的提炼，“英雄人物”的塑造，更是指形式的寻找，一种并不只属于某个作家的个别形式，而是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带有普遍性形式的寻找。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创业史》是“成功的”。(摘编自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材料二：有学者对梁生宝颇有异议，认为他总能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他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这种本领，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具备。”而柳青却认为，所谓“理念活动”正是梁生宝这一先进人物形象的重要特征。柳青更愿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而不仅仅是一位农民先进分子。梁生宝的内心情感可能是单向度的，或是西方小说理论中所谓的“扁平”人物。与作品中不断发生自我冲突的梁三老汉、郭振山比较，其内心的戏剧性不强。梁生宝的特点在于：他在一个日常环境中，对“大意义”充满了执著的追求，“雄心勃勃地肩负起改造世界的重任”，充分意识到自已所从事工作的“历史意义”。梁生宝内心的不断反省，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在关键时刻对梁生宝的指导和帮助，加上一位眼光敏锐的叙述者从旁点评，这就在叙述效果上造成了梁生宝互助组经济行为的语文试卷第2页（共10页）